許知遠的網絡訪談節目《十三邀》，我基本上是一集不落都看過了。這些訪談與現在網絡上流行的那些人物訪談有著很大的不同，也算是網絡訪談節目中的一股清流。首先，許知遠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節目主持人，任何主持人都知道做節目的時候是以訪談嘉賓為主的，主持人做好一個傾聽者和問題誘導者就足夠，主持人的作用大多數時候是隱形人，必要的時候，要哄著捧著嘉賓，讓他說出觀眾想聽的東西，但是許知遠在《十三邀》中扮演了一個詢問和質疑者的角色，他設定了某種理想主義的立場，當發現嘉賓與自己設定的立場相悖的時候，他會去不停地追問，毫不留情地質疑，有時候呈現出的效果比較尷尬。
一、許知遠的“尬聊”
另外一點，許知遠在訪談的時候，與大多數訪談節目不同，他采用的是一種書面語言，我們可以說，他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去做節目訪談。這點看似不重要，但其實限定了這個節目的受眾和人群。知識分子的語言在大眾文化的語境中，多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這種格格不入可以看作是許知遠的這個節目的一種門檻兒，因為與娛樂節目區分開來，是他的做這個節目的初衷。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并不缺少娛樂，而是缺乏那種可以引發讓人深思的娛樂形式。
其實說到這種知識分子的語言，在這本書中有陣更好的體現。我說的是根據《十三邀》這檔訪談節目集結而成的文字版，叫做《偏見》。這本書收錄了《十三邀》訪談中部分嘉賓的實錄，有羅振宇、姚晨、蔡瀾、俞飛鴻、陳嘉映、白先勇、賈樟柯、李安、馮小剛、葉準、金承志，以及最后一篇補充的關于王小波的文字——許知遠采訪《奇葩說》的馬東，引發網絡爭議那一集，暫時沒有集結成文，收錄其中。這些訪談視頻大都觀看過，估計有不少讀者也會跟我一樣，覺得沒必要再閱讀文字版。但是，千萬不要忽略視頻版和文字版之間巨大差異。閱讀的印象與觀看的印象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經常寫作的人都有一個印象，文字要落在紙上才算真正的塵埃落定。觀看的時候，我們可能以欣賞為主，但是閱讀的時候會激發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許知遠的形象確實容易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尤其是他尬聊的時候，但是閱讀中就不會發散這種注意力，讓我們把精神全都集中到了文字上。
我先聊聊許知遠為這本訪談實錄寫的一篇簡單序言《偏見與理解》，序言中提到他的選擇這些人物進行采訪，“被采訪人物的選擇，帶有功利的色彩，他們多是各自領域的杰出人物——小說家、哲學家、成功的商人、武術名家、導演、演員（令人不安的是，娛樂界認識占據著過大的比例），不僅因為他們有豐富的故事可供講述，也源于他們可能帶來的影響力，我多少期待借助這種影響力，能對知識分子日漸邊緣的趨勢做出某種報復”。
二、知識分子的“污名化”
這個說法很有意思，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了嗎？乍一看好像是對的，因為就連知識分子這種說法都逐漸沒人提了。以前，我們還經常聽到這種介紹，比如說某位名人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現在幾乎沒人再用知識分子形容某個人——除非罵人的時候，“你才是知識分子，你們全家都是知識分子”。這個時代中，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公共知識分子都處于一種被污名化的狀態中。在著作中，我們會用知識分子形容某一類才智卓絕的人群，但是在生活中，我們會用“公知”罵人。知識分子與其說是被邊緣化，倒不如說被污名化。
我們接著追問，知識分子為何被污名化？或者我們從這個問題出發追問，撇開歷史上眾多對知識分子的論述，現如今我們會用知識分子形容的是哪一種，或者哪一類人群？是作家、大學教授、哲學家、媒體記者這些以寫字為生的人嗎？還是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人類學家，這些在某一領域作出成就的人呢？我們可以確認，如果你只是一位科學家，整日圍繞自己的課堂或者實驗室打轉，這樣的專家肯定不是知識分子。但是許知遠是知識分子嗎？不管別人是否贊同，許知遠應該不會反對這界定，許知遠與其他作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相比有什么樣的不同，讓他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呢？
我們先看看許知遠的身份，我們熟知他是單向街書店的老板，主編過報紙和雜志，現在還主持了東方歷史評論，同時還擔任學術類叢書的主編，聽說他還在撰寫一部近代人物傳記，然后就是《十三邀》的這檔節目的主持人。這幾個身份中，哪一個才算是知識分子的表現？如果是一個單純的作家，窩在書齋里進行寫作，好像不是知識分子的行為表現；如果他只是一個書店的老板，好像更接近一個商人的身份；訪談節目的主持人，好像跟娛樂人物相關，也不是知識分子的表現。但是當這些身份綜合到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多面的人物許知遠。我們熟知的一個觀點是，知識分子是那些面對公共問題發表評論的人。借用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的一個說法，進一步深化這個定義，知識分子可以看作是“理念的處理者”。知識分子的工作開始于理念并終結于理念，不管這些理念可能會對具體事情帶來何種影響。還要注意一點的就是，理念所帶來的后果，知識分子并不承擔，而是由別人承擔。
其實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為何日漸邊緣化污名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知識分子提出理念，傳播理念，但是對理念所造成的后果，無論或好或壞，他們并不承擔，比如亞當·斯密從未經營過商業，卡爾·馬克思從未管理過國家，但是他們都可歸為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知識分子這個詞匯現在逐漸被污名化就在于，他只提出問題，指出傷疤，但是對任何問題，他不提供解決方案。還有一個原因，知識分子針對公共議題發表評論的時候，如果超出了他自己職業范疇，他的言論很可能缺乏有力的職業能力支撐，僅靠一股強烈的感情支撐，造成的結果很不靠譜。
三、許知遠的知識分子情懷
從這個觀念出發，我們也能窺得許知遠做《十三邀》訪談節目的一個野心。當這個大數據時代中，大多數人都忙著生活，掙錢，焦慮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再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許知遠想借助這種公共人物的影響和力量，重新引發公眾對那些熟悉議題的關注。許知遠總是在節目中對嘉賓窮追不舍，甚至不惜讓他們感到尷尬，因為從任何角度看，他的問題都顯得不合時宜。我們生活在一個實用主義的時代里，沒人會說自己的理想主義，沒人在意公共任務應該承擔的責任，更不會大言不慚地說我生來就是為了改變世界，我們談的最多的就是被世界和周圍改變。
這點其實在采訪羅振宇、蔡瀾、馬東、李誕的時候對照更為明顯。我總覺得許知遠是在尬聊，因為他想追問的問題，這些嘉賓通通回避掉了，就算不回避，也會像兩條平行線，各說各話。比如羅振宇，羅輯思維成功了，許知遠想知道這位新媒體浪潮中的紅人，他是否還殘存著八九十年代那種知識精英的理想主義信念，但是羅振宇只說他就是一名商人；在采訪蔡瀾的時候，這位以吃喝玩樂為主的享樂主義者，許知遠總想知道他內心是否還有舊時代文人的那種情懷，但是蔡瀾只說享樂，不談理想和主義。馬東的那一期造成了很多爭議，因為馬東出身相聲世家，留學歸來之后，跟羅振宇一樣在央視工作，這幾年才離開央視獨立創業，“奇葩說”在九零后的眼里，儼然就是他們的代言節目。但是馬東在接受許知遠的訪談時，把姿態放得很低很低，只談自己身上商人的身份，從不過度賦予自己這種公眾人物的影響力。
這個大概就是許知遠一直想追問的東西。他采訪這些公眾人物，希望他們在關注自己的專業和事業的同時，可以喚醒他們內心的知識分子的情懷——這里的情懷當然不是矯揉造作的評論，假大空的姿態等等，因為知識分子在新媒體的環境下已經不是一種群體身份，應該更多指向一種素養，一種態度，一種行動。具體來說，就是把自己的影響力從自己專業的圈子拓展到圈子以外。比如姚晨，除了演員和明星的身份，她利用自己的微博的影響力，去做公益和慈善，擔任聯合國的慈善大使等等，這種行為就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情懷。或者像賈樟柯，除了電影導演的身份，他現在還進行一系列推廣電影的工作，當然，賈樟柯的電影本身就是對中國當下現實的一種觀照和批評。他的電影就是知識分子的關懷。
我們對當下的知識分子存在很深的誤解，我們嘲弄知識分子的不作為，譏諷知識分子的無知和犬儒，這些問題都存在，這是因為——借用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的話說——知識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他們甚至不是特立獨行的。他們在共同體中生活；尋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們追求事業，他們期望成功，他們敬畏權力。他們也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記住，當我們嘲諷知識分子無所作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去投身其中，略盡綿薄之力。這大概就是許知遠說“報復”知識分子邊緣化的意義所在，他想喚起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包括那些他一直追問的采訪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