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進
電影《贖罪》根據英國當代“國民作家”麥克尤恩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于2008年1月獲得美國金球獎劇情類最佳影片獎。影片敘述了女主人公布萊安妮的謊言導致姐姐塞西莉婭和心上人羅比愛情的終結、以及她為此終身懺悔與贖罪的創傷故事。電影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著的敘事結構和主題，對布萊安妮贖罪的心理歷程和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真實而精確的呈現贏得了廣大觀眾的贊譽。影片采用多視點、延宕敘述和人物解離狀態敘述的敘事技巧呈現了萊安妮、羅比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中普通士兵的創傷，從而對人的生存境遇和人性作了本真呈現。
一、 靈活的多視點
電影《贖罪》采用多視點的敘事手法。和小說文本敘事結構一樣，電影分為四個段落：第一個段落主要敘述了年幼的布萊安妮錯誤指控羅比為強奸犯，從而導致羅比和心上人塞西莉婭愛情終結的創傷故事，這一部分以零聚焦和第三人稱有限視角為主；第二個段落還原了敦刻爾克大撤退中普通士兵慘遭戰爭創傷的真實情形，第三個段落主要記錄了長大后的布萊安妮為了贖罪前往戰地醫院從事繁忙而辛苦的護理工作的經歷，這兩部分分別以羅比和布萊安妮的第三人稱有限視角為主；第四個段落呈現了作為敘述者和作家的布萊安妮對著攝影機鏡頭進行懺悔的情形，這一部分則以第一人稱有限視角為主。
不僅如此，在電影每個段落視點也靈活地進行轉換。例如，影片的第一段落通過布萊安妮和羅比視點的切換，合情合理地敘述了布萊安妮由于階級意識偏見和成人生活體驗的缺乏導致其誣告羅比而造成創傷事件的原委。另外，影片的第二段落將零聚焦和第三人稱有限視角有機結合起來全方位地呈現了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真實情形。為了展示戰爭創傷的全景，影片中多處運用零聚焦。“零聚焦就是從天狼星（喜歡說上帝也行）的角度如在某些大戰爭場面中可以注意到的全鏡頭；攝影機凌駕于人物之上，比他們‘看見的更多，但不取代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鏡頭。”[1]例如，影片中長達5分鐘的敦刻爾克海灘大撤退場景呈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通過零聚焦，影片全方位地展示了一幅生動的戰爭創傷全景圖：遠處是廢棄的炮臺，搖搖欲墜的大帆船；中間是遭到轟炸破壞的高樓和遺棄的木馬；近處是躺在地上呻吟的和相互攙扶著行走的士兵，流離失所的無辜平民。畫面的色彩暗淡，極力地烘托了士兵們和平民絕望的神情與心境。這一長鏡頭能給觀眾以客觀現實和距離感，整個大撤退的場景就像一幅畫在觀眾的面前鋪開，由觀眾自己觀察，自己感受。影片的這部分主還主要通過羅比的第三人稱有限視角真切地傳達了殘酷的創傷情景。例如，當影片展示羅比在行軍途中拾到一只女童靴時，影片給羅比驚恐的眼睛一個特寫鏡頭。顯然，影片此處以羅比的視角來展現，觀眾可以借助他的眼睛，零距離地接觸到戰爭中被無辜殺害的普通民眾的生存境遇。在這里，有限人物視角展示了不同于小說的電影媒介帶來的奇特現象。“這種奇特現象——某人既是我們觀察的對象，又是我們視覺之媒介——經常出現于視覺敘事藝術當中。”[2]這樣的有限視點既保證了敘事方式的多樣性，彌補了零聚焦的不足，也使得當時的歷史顯得血肉豐滿，真實可信。而這種真實可信效果，對于以創傷經歷為題材的電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以創傷為主題的電影其意圖在于傳遞易被人忘卻的創傷體驗，見證受創所經歷的磨難從而永遠銘記那充滿悲情的瞬間。另外，電影的最后部分通過身為作家的布萊安妮的第一人稱視角來展現其60余年贖罪的心路歷程。觀眾可以跟隨她的流變的思緒和情感，追蹤她創傷的心路歷程。不難看出，電影中零聚焦、第三人稱有限視角和第一人稱有限視角構成了強大的敘事張力，揭示布萊安妮的創傷心路歷程和戰爭受創者的慘痛遭遇。
二、 延宕敘述
延宕敘述是后現代敘事的主要特征之一。延宕敘述在當代的創傷小說和以創傷為主題的影視作品中經常被采用。創傷敘事中，作者或導演借用這種手段，可以想盡一切辦法推遲“謎底”的出現。探尋的過程越艱難，獲得的認知就越珍貴。電影《贖罪》很好地運用了延宕的敘述手法很好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創傷經歷，帶給觀眾深刻的體驗。
電影《贖罪》用延宕的手法對創傷制造者布萊安妮的創傷心理作了細致入微的呈現。當布萊安妮長大成人、意識到自己草率行為給羅比和姐姐帶來的創傷之后，她陷入了深深悔恨之中。高中畢業后為了贖罪，她放棄去劍橋攻讀學業的機會，去戰后醫院照料傷員。盡管布萊安妮試圖投身工作來忘卻童年的創傷記憶，但童年的創傷記憶始終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布萊安妮。創傷記憶被一次次喚起：“從早晨到黃昏，從病房進進出出，在走廊里走來走去，布萊安妮覺得那熟悉的罪惡感以全新的﹑能撕裂人的力量追逐著她。”[3]尤其是羅比被警察押上警車時的背影和表姐羅拉遭受蹂躪癱倒在地上、一個男子離開的模糊背影經常在她腦海里閃現。在影片的末尾，當布萊安妮參加哥哥的好友、曾經在她家做客的商人保羅·馬歇爾婚禮時，她突然意識到頭腦中久久揮之不去的背影正是馬歇爾的背影。悔恨和內疚襲上心頭。殘留在腦海中“離去的背影”意象再次給她帶來傷痛。如卡魯斯而言，“遭受創傷意味著被一個意象或者事件逮住”。[4]可以說，這些意象傳神地傳達了創傷體驗的特點——反復性和延宕。延宕，并不只代表創傷主體在創傷事件結束后對創傷事件暫時性的擱置，應該更多地理解為創傷主體無法面對超出常人理解的方式來應對心靈深處的“震驚”。顯然，影片用獨具特色的意象不斷地閃回有效地反映了布萊安妮創傷性的體驗。
此外，電影《贖罪》對羅比命運悲劇的揭示也采用了延宕手法。電影的第二段主要講述羅比和其他士兵趕往敦刻爾克的行軍經歷。在行軍途中，羅比遭受德國斯圖卡轟炸機的襲擊受傷。電影只是用一個短暫的鏡頭顯示羅比受傷，但沒有明確其傷口的性質和嚴重性。觀眾只是推測某個東西已嵌入他體內。在整個行軍途中，羅比不能停下來檢查傷口，是因為有一個實際的緣由——他必須持續不斷地運動來逃避轟炸機的威脅。羅比無法徹底地檢查他的傷病，傷口一直沒有得到明晰的呈現。電影只是暗示了嵌入碎片的可能性。這使羅比遭受的斷裂物體侵害具有斷裂的意義。正如學者所言，對于羅比的創傷，“即使做最精確的描述也不足以傳達真正創傷痛苦，這就是創傷不可知、不可說內在本質”。[5]直到電影最后，年邁的敘述者布萊安妮對著攝影機鏡頭揭示導致羅比在大撤退開始的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真正病因——敗血癥。所以，影片通過對羅比傷病延宕敘述一方面起到了陌生化敘述的效果，另一方面這種情形與典型創傷癥狀特性——入侵性和延遲性——高度吻合。因此，此處電影的敘述在形式和內容上達到有效的統一。
三、 人物解離狀態的敘述
除了對羅比的創傷進行重點描述之外，影片的第三段落特意地展示了法國士兵路科·科內特所遭受的創傷。路科·科內特的創傷既表現在身體方面，也表現在精神方面。創傷的呈現主要通過布萊安妮的視角。科內特被送到醫院后，護士長安排懂法語的布萊安妮前去照看。當科內特要求布萊安妮將頭上的繃帶稍微解開一些時候，布萊安妮看到令人震驚的一幕：腦部血肉模糊。科內特的頭部受到嚴重的創傷，大半部分頭發已被剔干凈。受損的頭骨下面海綿狀的粉紅腦髓裸露在外面。布萊安妮被這種慘狀嚇呆了，半天回不過神來。從布萊安妮的受到驚嚇的神情，觀眾不難猜想科內特受傷的程度以及創傷帶給他的身體上的疼痛。
科內特的創傷不僅是身體的，而且也表現為精神方面的。他的精神創傷主要通過他的外部表情、復雜的內心活動和無意識的話語來呈現的。科內特受傷之后，只能通過回憶與昔日戀人度過的美好時光來尋找慰藉。因為腦部受到創傷，他的回憶呈現出一種混亂狀態。影片通過科內特一連串的的意識混亂的話語真實地呈現其處于解離性狀態病癥。根據美國DSM-IV中的表述，解離性癥狀的（亦稱分離性癥狀dissociative symptom）病人意識整合功能的癱瘓，病人在記憶、自己的身份和周圍的情景的感知等方面表現出一種解離的狀態。尤其是遭受戰爭創傷處于解離性狀態的傷員一般表現出如下的病征：“人格解體、沉迷于往事、身份轉換出現偏差，等等。”[6]顯然，法國士兵路科·科內特解離性癥狀源于戰爭的創傷。當布萊安妮前往照看科內特之際，他已經處于嚴重的解離性狀態。下面是科內特和布萊安妮之間的一段對話：
“我現在也想起你了。那個英國女孩。你姐姐還好嗎？”
……
“還記得你第一次去米洛（法國南部小鎮）嗎？”他無力地搖晃著她的手，好像要喚起她的回憶。她說：“我從來沒有到過米洛……”
她把椅子挪近床位。他慘白油膩的臉在她面前閃著光，不停地轉動著。她說：“科內特，我希望你聽我說。”
“你能陪我一會兒嗎？我害怕。”
顯然，科內特意識混亂的話語的表述是創傷個體經受解離狀態的一種普遍現象。“解離所指的意識與記憶的正常聯結過程的隔斷，即思想、感情、經歷無法整合到意識流，出現明顯的意識恍惚現象。”[7] 這里，科內特一會兒把布萊安妮認作照看他的護士，一會兒又誤認她為自己的女朋友，處于以一種意識恍惚、極度的恐懼和無力應對的狀態。顯而易見，科內特遭受的身體和精神創傷只不過是成千上萬在敦刻爾克大撤退中遭受戰爭創傷的普通士兵的一個縮影。影片此處通過創傷士兵解離狀態呈現充分顯示了電影敘事的優勢：“電影的特點在于，它以獨特而有效的方式將事件、人物和行動視覺化。”[8]觀眾能從這種視覺化呈現中認識到戰爭的殘酷。
結語
綜上所述，電影《贖罪》通過采用多視點、延宕敘述和人物解離狀態敘述的敘事技巧，呈現了主人公布萊安妮一生的內心掙扎和羅比以及敦刻爾克大撤退中普通士兵的創傷，從而激發觀眾對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處境進行深度思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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