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東 張彥杰
由大衛·芬奇執導的美國影片《消失的愛人》（改編自美國女作家吉莉安·弗琳的同名小說），表面看去似乎是在講述一對平凡夫妻的生活，而且在《消失的愛人》的前60分鐘里，導演呈現給觀眾的就是一場平庸的愛情生活：尼克和艾米在糖霜飄灑的秋夜相遇，一個標記性的親吻點燃了愛情，浪漫的求婚之后是漸漸平淡的生活和步步逼來的經濟壓力，最后直至夫妻間情感麻木和相互攻擊。可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導演將敘述線索一轉，陡然展現出一個瘋狂而血腥的兩性智力游戲：受過高等教育的、外貌似女神、內心如女神經的艾米用她的高智商導演一場覆蓋全美國的“神奇艾米失蹤（含謀殺的可能）事件”，意欲將自己的丈夫尼克置于死地。當丈夫尼克在這場騙局中從手腳無措到企圖扭轉敗局、再到被動接受艾米制造出來的一切時，影片里所要呈現的話語徹底改變了，變成了一個無限膨脹、近乎失控的女權意識的所演繹的惡性事例。
一、 艾米“女權意識”的養成基礎
應當說，無論是《消失的愛人》原作者吉莉安·弗琳，還是她塑造的“美國甜心”艾米都不能稱之為“女權主義者”。21世紀的美國社會是女權運動成效斐然的時代，當代女性享受著同男性一樣的政治、教育、就業、交際、婚姻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因此，艾米自小就在一種寬松的氛圍里成長，她天生麗質，智力超群，對于二元對立式的性別霸權，以及歧視女性、甚至使女性喪失個人話語的舊式婚姻，艾米沒有任何感受，更無需為自己的性別而抗爭什么。但艾米又是一個在特殊的家庭氛圍里成長起來的女性，艾米的父母是美國著名的童書作家，他們以艾米為原型創造了一個影響全美的“神奇艾米”形象，使艾米被動地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真人秀。在這場長達20多年的“艾米成長記”里，艾米父母一直在嫁接著、更改著艾米的個性與成長，人為地創造出種種神奇：比如真實的艾米剛剛學大提琴，父母書中的“神奇艾米”卻很快成為優秀的提琴手；真實的艾米不過是足球愛好者，書中的“神奇艾米”卻成了大學足球隊的主力。父母刻意地把“普通的、不完美的、真實的艾米”塑造成了“全能天才的、完美的、聰明的、了不起的”美國小甜心，絲毫不顧忌艾米“一如既往地妒嫉心”，讓艾米長期生活在“神奇艾米”所形成的心理陰影里中。[1]在跟隨父母出入各種社交圈子，通過對自我的真實爆料而讓公眾得到更多樂趣的生活里，艾米是不快樂的，也是無法擺脫的。影片里艾米父親要求艾米參加記者與博主的采訪時，艾米表現出的不情愿，也許就是艾米自幼年時就一直存在的心結。所以，當尼克說出“父母剽竊了你的童年”，而艾米則認為：“他們升華了我的童年，然后兜售給讀者。”總之，這種成長歷程使艾米的正常成長受到擠壓，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具有極強自我表現的欲望。
雖然艾米是被動地處于這種境地，但客觀上卻因為在艾米的每一個成長期都受到公眾仰視，也養成了艾米處處要控制事態、每時每刻都要占據人生制高點的強悍個性。因為身為女性，又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墻上掛有哈佛大學文學學士和耶魯大學心理學碩士的證書）的高智商女性，靠著嚴密的邏輯思維和從父母那里繼承來的行為設計能力，再加上艾米對法律條款的熟悉和對公眾心理的準確把握，艾米曾成功地設計過陷害第二任男友的“強奸事件”，這一設計讓她熟知了法律對女性的偏袒，更讓她在心理上成長為“神奇艾米”。在5年的婚姻里，艾米雖然從紐約來到偏遠的密蘇里州，卻堅持用每年一次的尋寶游戲作為結婚紀念，讓艾米有機會展示她“神奇”的一面。[2]這一系列的成長經歷最終匯合成了艾米的“女權意識核心”，即帶有強烈的女性主體化色彩、甚至是女性強權化色彩的女性個體意識。影片里的艾米擁有家庭的經濟權和財產權，她又想得到婚姻里的制高權，這種制高權不受物質利益的支配，也不存在著反抗與壓迫的問題，它完全是一種女性支配下的智力競爭，誰更強悍，誰更有主動權，誰就是這場爭斗中的贏家。因此，“強權”就成了艾米最外化的個性行為語言。
二、 艾米“女權意識”的實施技巧
隨著現代技術力量和商貿活動的比重在生活里的增加，體力勞動的價值大大降低，文化水準與智商的高低成了人類在現代社會角逐的主要元素，當社會進入拼智商而不是拼體力的時代之后，男女之間的距離大大縮小，甚至在某些領域，女子憑借著過人的智商完全可以超越男性。而在法律的條款之下，男性雖然與女性一樣面對著生活的壓力（有時男性的壓力也許更大些），面對著一樣的心理困境和無助的境地，但法律仍然本著保護弱勢群體的原則，給女性以更大的關懷和同情，這就為《消失的愛人》中的艾米提供了女權擴張的法律空間。
應當說，艾米為自己設計的“失蹤事件”里的每一個細節都非常完美，每一個細節都顯示出艾米過人的智慧和對“女權意識”的運用：她瞞著丈夫和女鄰居交往，向她透露一些“丈夫的暴脾氣”而得到了很多的同情；她智取到孕婦的尿液，為自己爭取到懷孕的證明；她故意在日記里寫下尼克與艾米的許多故事，也留下了許多疑點，然后又把日記本燒成半焦狀留給警方去發現，還在丈夫的辦公室里掛上紅內褲暗示著丈夫的外遇。這一系列的精心設計把艾米定位于孕婦、家暴承受者的弱者地位，也把尼克有力地推向與背叛婚姻、虐待懷孕的妻子、最終謀殺了懷孕的妻子的惡棍形象上。而公眾因為對“神奇艾米”的喜愛、對孕婦的同情、對婚外情的憎惡所爆發的巨大的輿論能量，應當也是艾米早就預料到的。按照當下公眾輿論的慣性，女性案件更容易引起社會注意已成為普遍現象。而當失蹤者是一位孕婦和公眾人物時，公眾對其的同情度會大大提升，法律對其的保護力度也會加大。在艾米精心營造的氛圍的推動之下，艾米對丈夫尼克的復仇計劃出人意料的成功，丈夫不但被艾米的設計逼入了牢獄，而且連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公眾的指責。這場智力游戲不但讓艾米找回了自己的主體地位，也讓公眾見識了當代女性智力的高度。所以當電影結束時，尼克在妻子給出了一個迷人的微笑時被嚇出一身冷汗時，觀眾不禁會想到：能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否很大程度上，僅僅因為艾米是一位女性？
搶劫事件的出現是艾米設計中的一個意外，也是電影情節發展中的高潮，這個意外足以將艾米推向絕境，也對艾米的智商提出了更大的考驗。正當觀眾們猜測著影片下一步的走向時，艾米做出了驚人之舉：投向富裕的、瀟灑的、熱戀她的男性德西的懷抱，以得到片刻的安寧與喘息。此時，艾米完全可以接受德西的建議，出走希臘，匿名國外，在國外繼續關注這場“失蹤事件”的結局。但就在這時，尼克也在律師的指點下開始了反轉命運的舉措，尼克的一場足以讓全美國的女性“恨不得把眼珠挖出來給他”的動人表白，頃刻之間反敗為勝，拉回了公眾的同情和認可。從艾米此時有些驚慌失措的表情中可以得知，她顯然已預感到這場精心策劃的“失蹤事件”正朝著她所不愿意看到的反方向發展，也就是說，在這場智力競爭中，尼克有可能占據上風。艾米強悍的個性使她決不肯輸給這個軟弱呆瓜的尼克，在年復一年的結婚紀念日尋寶游戲里，艾米永遠是謎局的布設者，尼克總是被動配合者，這在客觀上也促成了艾米對自己智力的自信和對丈夫的蔑視，而最終的這場出現在結婚5周年里的“失蹤與謀殺”的設計，其實就是這對夫妻傳統式的尋寶游戲的一次升華，也是艾米將自己平庸的生活升華為一場偉大戲劇的設計。所以艾米堅信自己有能力挽回敗局，贏得這場智力爭斗。于是，當觀眾發出“為什么艾米不和德西一起生活”的疑問時，導演的回答是：艾米想要的是智力上的勝利，而不是物質上的享樂。基于這種“女性強權”心理的支配，癡情的德西成了艾米的刀下之鬼，也成了艾米扭轉局面的有力的砝碼。艾米再次利用法律和公眾對女性受害者的同情與關懷，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從性惡魔的拘禁與傷害中逃脫出來的“神奇艾米”，如得勝的斗士般帶著滿身血跡回到了尼克的家中。
三、 處于膨脹的“女權意識”之下的兩性關系的困惑
在自然界里，兩性一直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女性有女性的價值觀，男性有男性的價值觀，所謂女權主義的勝利，原是指女性處于弱勢群體的情況下受到更多的照顧，給女性以與男性平等的生活權利。當女性已經擁有這些平等的權利之后，面對日益膨脹的女權意識，兩性之間的關系究竟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正是《消失的愛人》中想要探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具獨立見解而又最有爭議的精神分析學家法康所提出的“大它”理論，被稱之為新時代的“弗羅伊德”，“大它”是一個位于象征界秩序的結構性的配置，人人都試圖達到它，以擺脫在“自我”與“它者”之間的分離，這樣“大它”這一配置產生并維持了一個永不消失的缺口，拉康稱之為“欲求”。從拉康的“大它”角度看，相愛的人之間有一種根本的錯位，一方從另一方那里看到的不過是對方根本不擁有的幻象，這種根本的錯位，使得兩個主體在愛的結構中不可能真正地相遇，也使得他們對對方的估價存在著巨大的誤區。[3]在《消失的愛人》中，艾米在最初的相遇中把尼克看成了一個英俊的、幽默的有為青年，而婚后的生活里她感受到的尼克卻是一個沒有生存能力、對妻子冷漠又負心的貧窮的“花花公子”，這種希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形成婚姻的巨大裂隙，特別是對于心理上已成為“神奇艾米”的艾米來說，她無法忍受這種不完美和背叛，而對丈夫產生了毀滅性報復的愿望。擁有心理學碩士的知識資源的艾米輕易地把一個原本就散漫、沒有多少主見的丈夫套入計謀之中，她可以得意洋洋地在酒吧里觀看尼克被主持人詰問尷尬，使自己膨脹的女權意識得到實現。在影片的最后，夫婦倆人實際已經異床異夢，但仍選擇以美滿的形象示人，出雙入對地出現在媒體面前，這是一個殘忍而極端的結局，也讓人看到了兩性爭斗中的女性的勝利與男性的困境。
因此，在未來的兩性關系中，誰是需要保護和維權的弱勢群體，就成了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男女兩性的關系，也將會受到更多元素（經濟的、智力的、教育的、工作性質的、體質相貌上的）的影響而呈現出更加多元的態勢。如在《消失的愛人》中，妻子艾米經過一番曲折又幫丈夫尼克找回了正面形象，也幫他擺脫了債務危機，重新過上了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艾米顯然就是這個家庭里的“強者”。于是，影片也走向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這場鬧劇是不是對女權運動的反諷？男性在這種“女性強權”之下的該持何種態度？利用謊言與偽裝維持的兩性關系符合人性嗎？這種非正常的心智是否應當成為新女性的標志？
參考文獻：
[1]吉莉安·弗琳.消失的愛人[M].胡緋，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9.
[2]蘭甲甲.《消失的愛人》電影敘事學分析[J].電影評介，2015（3）：25.
[3]（美）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權辯[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5：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