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麗君

電影《勃沙特的長征》是由瀟湘電影有限公司與黃平縣委宣傳部聯合拍攝的一部故事影片，影片記錄了瑞士籍英國傳教士勃沙特在貴州黃平偶遇長征途中的中國紅六軍團后而發生的一系列傳奇故事。影片取材于一段真實的歷史故事：1934年10月，貴州鎮遠的瑞士籍英國傳教士勃沙特在訪友期間偶遇由湖南西征入黔的紅六軍團，此后，勃沙特被疑為“間諜”予以扣留并跟隨紅六軍團一起長征，期間，勃沙特為時任紅六軍團團長的蕭克翻譯一張法文版的貴州省地圖而與蕭克將軍結下了不解之緣。1984年，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采訪蕭克將軍，并受蕭克將軍委托幫其尋找曾經與其一起經歷長征的瑞士籍傳教士勃沙特，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國傳開。1985年夏，山東省博物館工作人員嚴強從該館朽壞的地板縫中取出了勃沙特的回憶錄《神靈之手》（1936年文本），該書詳細記載了勃沙特跟隨蕭克領導的紅六軍團在長征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事實上，早在1936年8月，勃沙特的《神靈之手》英文版就已經在倫敦出版，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更早一年，成為目前發現的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紅軍長征的著書。電影《勃沙特的長征》正是基于這樣一段具有傳奇性質的真實歷史改編而成，通過對勃沙特參與紅軍長征過程的藝術性再現，影片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展示了中國紅軍不怕犧牲、前赴后繼、百折不撓的精神，并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列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重點影片。在諸多有關中國紅軍長征題材的影片中，《勃沙特的長征》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不僅是由于其故事的傳奇性，也是與其自身獨特的張力結構緊密相關的，而這種張力主要來源于內部元素的較量，其中，有關中國紅軍的價值評介在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勃沙特本人理念與經驗的交鋒中展開，并在共同的人類精神中走向對中國紅軍最終的價值判定。

一、 異域與本土文化的交鋒

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已被多次改編為電影，然而，相較于傳統長征題材的影片，電影《勃沙特的長征》具有明顯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來源于一種復調結構。在傳統長征題材的影片中，往往只存在著兩種聲音，以中國紅軍為主發出的正面聲音與以國民黨為輔所發出的反面聲音，在兩種聲音的角逐中，以正面聲音壓倒反面聲音而完成對中國紅軍及其長征的意義講述。而電影《勃沙特的長征》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加入了第三方的聲音，通過以“他者”視角來反映中國紅軍在長征過程中的所行所言，將評判的權力交予第三方，從而使影片走向一種復調結構，這種復調結構不僅增強了電影《勃沙特的長征》的內部張力，也體現了一種對于中國紅軍長征更為公正、客觀評價的努力。

“他者”是學者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中所提出的一個術語，是一個與“主體”“自我”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參照的概念，它指涉出了人物在關系場域或事件中的“客體”位置。在影片《勃沙特的長征》中，初遇中國紅軍時的傳教士勃沙特呈現出了典型的“他者”身份，一方面是飄洋過海、遠離故土的“外來之客”身份，另一方面則是所處地文化、信仰迥異于自身母文化的“異己”之感。也正是這種顯而易見的“他者”身份，使勃沙特被紅六軍團疑為“間諜”而扣留，自不待言，作為“他者”的勃沙特不僅是具體的生命，也是西方文化的一個代表性符號，正是勃沙特與中國紅軍的偶遇，使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鋒成為可能。

翻譯法文版的貴州省地圖，可以視為以勃沙特為代表的異域文化和以中國紅軍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一次特殊的正面交鋒。影片中，紅軍在舊州教堂意外獲取了一張一平米大左右的外文版貴州省地圖，對于并不熟悉貴州地形與路線的紅六軍團而言，這張地圖的寶貴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而面對這張看不懂的外文版貴州省地圖，團長蕭克召見了隨軍長征的傳教士勃沙特，希望能夠得到勃沙特的幫助，勃沙特告訴蕭克這是一張法文版的地圖，在蕭克的要求下，勃沙特將地圖中的法文一一翻譯為中文，蕭克跟隨著勃沙特并不十分流利的中文在地圖上標注相應的中文名，而當他們把地圖翻譯完時，已經是三更時分了。彼時，勃沙特或許并不能理解這張地圖對于中國紅軍的重要意義，在此后的長征途中，紅六軍團正是利用這張地圖選擇了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團的會合方向。法文版貴州省地圖到中文版貴州省地圖的成功轉變實則是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在交鋒過程中的一次合作，雖然這次合作僅僅涉及語言層面，但它所指涉出的是在拋卻政治因素后兩種文化并無本質性的對立，這一點從中國紅軍對待勃沙特的態度中亦能有所發現，影片中，中國紅軍雖然不認同勃沙特對于“上帝”的信仰，但卻并沒有剝奪其信仰的權力，每當勃沙特以自己的信仰方式祈禱時，中國紅軍并沒有暴力阻止。中國紅軍尊重勃沙特母文化的行為也影響了勃沙特對于中國紅軍的價值評介，也正是如此，在文化、信仰方面與中國紅軍殊異的傳教士勃沙特最終能夠越過文化、信仰的柵欄，以一種客觀的姿態去評判中國紅軍。

二、 理念與經驗的交鋒

對于傳教士勃沙特而言，“局外人”只是其在初遇紅軍時的身份，而在跟隨中國紅軍長征長達18個月的日子里，勃沙特也逐漸從一位長征的“局外人”轉變為一位“親歷者”，而正是這種身份的轉變，使勃沙特本人對中國紅軍的評價在歷時層面上經歷了一場理念與經驗的博弈。在電影《勃沙特的長征》中，勃沙特除了自身的基督教牧師身份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隱性的身份——國民黨歪曲共產黨形象的宣傳與引導對象，對于勃沙特而言，在與中國紅軍交往甚淺的前提下，其對中國紅軍的認知不僅取決于自身文化信仰所形成的價值評判體系，也源于長久以來國民黨的宣傳與引導，這一點，影片的開始曾有所表現——當勃沙特被紅軍疑為“間諜”而扣留時，勃沙特內心的想法與敵視的態度體現了國民黨長久以來對于中國紅軍的歪曲與詆毀。在勃沙特的回憶性著作《神靈之手》中，他也曾坦言：“許多報道，因抓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紅軍稱為‘匪徒或‘強盜。”[1]不難發現，國民黨政府對于中國紅軍形象的歪曲早已深入到勃沙特的無意識之中，由于“一個人的‘偏見或先在的概念構成了每一詮釋條件的基本組成部分”[2]，對于勃沙特而言，“赤匪”“強盜”等形象構成了他對中國紅軍的最初印象，而糾正與改變這種先入為主的判斷，必然要經歷一場激烈的斗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一場國民黨與中國紅軍之間的隱性斗爭，在勃沙特與中國紅軍朝夕相處的18個月里，中國紅軍的行為與精神徹底改變了勃沙特先前對于中國紅軍的負面評價，國民黨曾經“辛苦宣傳”的有關共產黨的負面形象在勃沙特的思想中逐漸失效，不難發現，這場發生于勃沙特身上的思想拉鋸，實際上是中國紅軍以實際行動對國民黨歪曲共產黨行為的一次有力回擊。

在影片《勃沙特的長征》中，多重元素的交鋒構成了勃沙特對于中國紅軍進行價值評判的障礙，這也是勃沙特心理矛盾的根源所在。然而，不論是異域的文化元素還是國民黨歪曲共產黨所造成的先入為主的成見，最終都沒有構成勃沙特評介中國紅軍的絕對性障礙，作為長征“親歷者”的勃沙特，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為依據對中國紅軍進行了最終的定位，影片結尾部分，勃沙特沖向前線等行為則表現出了其對中國紅軍及其精神的認可。對此，著作《神靈之手》中是這樣表述的：“實際上，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著其原理，是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3]毫無疑問，國民黨對于中國紅軍的惡意歪曲在勃沙特與中國紅軍的交往中徹底瓦解了。與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鋒不同，國民黨對于中國紅軍的定位與紅軍自身所表現出的價值定位是一組在本質上對立的元素，因此，對于勃沙特而言，這場理念中紅軍形象與經驗中紅軍形象的交鋒必然是一場此生彼亡的斗爭，而這場斗爭也構成了電影《勃沙特的長征》的主要線索。

三、 走向共同的人類精神

電影《勃沙特的長征》的特殊之處，還在于它對長征精神的把握不僅囿于其對于政治軍事層面的意義，而是擴展到人類共同精神的層面。作為一個“他者”，勃沙特的基督教信仰與中國紅軍的共產主義信仰不僅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都有著本質的區別。然而，從對國民黨有關紅軍形象宣傳的認可到否定、從被動幫助紅六軍團翻譯法文版貴州省地圖到主動沖向陣地幫助紅軍擺設“王”字旗，勃沙特的轉變并非源于他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的轉移，而是源于一種超越政治、超越文化的人類的共同信仰——對理想的追求、對生命的尊重。勃沙特的中文名字為薄復禮，“薄”音同“勃”，“復禮”取自《論語》克己復禮，是一種到達“仁”的境界的修養方法。從勃沙特的中文命名可以看出，他對自身修養的嚴格要求以及對待他人的仁愛態度，而這兩點與中國紅軍的精神不謀而合。影片中，中國紅軍雖然以“間諜”罪名扣留了勃沙特，但并沒有以粗暴的方式對待他，相反，他們對勃沙特十分講究禮節，讓勃沙特在一把躺椅上休息，而自身卻躺在潮濕陰冷的地面上，不僅如此，紅軍還如數歸還了勃沙特夫婦隨身攜帶的物品與錢財。在之后跟隨紅六軍團長達18個月、行程一萬多里的日子里，中國紅軍盡量根據國外的習慣與風俗去滿足勃沙特的生活與飲食需求，在勃沙特不幸染病時，紅軍不僅為他找到了一匹馬，讓他免受徒步之苦，還為他請來了中醫治療，在極端饑餓與疲憊的狀態下，中國紅軍依然堅持用擔架抬著虛弱的勃沙特。即使是面對放下槍支的敵人，紅軍也表現出了寬大的胸懷。在生活與打仗之余，中國紅軍還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修養而努力，中國紅軍的點滴行為都表現出了“克己復禮”的境界，而這正是勃沙特所追求的。此外，這群衣著襤褸、物資極度困乏而又精神高揚的紅軍隊伍，其外貌與精神的反差亦深深地震撼了勃沙特的心靈。

影片中，警衛員張大狗拼死護馬的一幕，將中國紅軍對生命的捍衛精神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面對肆虐的饑餓之災，紅軍連長奉命殺馬以充饑，而與戰馬擁有深厚感情的張大狗拼死護馬，并高聲大喊：“你們把我吃了吧。”在紅軍張大狗的眼中，戰馬與人擁有同等的生命尊嚴，因此，他不惜以命相搏去保護戰馬，紅軍張大狗這種對于生命的尊重與勃沙特對于生命精神的信仰是一致的，因此，張大狗拼死護馬的行為深深地觸及了勃沙特的情感。中國紅軍為了理想與他人而勇于犧牲的精神在影片的結尾部分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了挽救其他紅軍戰士的生命，張連長與張大狗穿越硝煙前往陣地擺放“王”字旗，然而，他們還沒能完成最終的任務就已經壯烈地犧牲在密集的子彈之中，見此情況，勃沙特冒著生命危險沖向了陣地，并完成了“王”字旗的擺設。至此，勃沙特已從一名“局外人”徹底轉變為一名紅軍“戰友”的角色，而勃沙特這一沖向前線的行為無疑是一種共同的人類精神——捍衛他人生命利益的驅使，而這種精神不僅是他作為一名基督教徒的信仰，更是他在長期的長征中從中國紅軍那里習得的。

不難發現，在電影《勃沙特的長征》中，聯結勃沙特與中國紅軍的并非是政治、文化立場的相同，而是一種對于理想、對于生命與愛的追求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一種超越政治、超越國籍、超越文化的人類的共同精神，對于紅軍而言，它既包含了紅軍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的克己與求生精神，亦涵括了對于他人甚至是動物生命的尊重，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感染下，傳教士勃沙特放棄了長久堅持的中立立場，并最終與紅軍戰士一起參與到前線的戰斗之中。

結語

長征不僅是一次艱苦卓絕的軍事轉移，也是一次人性精神的沉淀與張揚。電影《勃沙特的長征》敞開了一個“他者”視域中的紅軍長征故事，正是在這樣一個與中國紅軍背景、價值觀殊異的西方傳教士的視野中，中國紅軍所具有的人性精神得以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展現出來。影片在多重元素的交鋒中開始，在人類為生命與愛的終極追求中結束，藝術性地再現了中國紅軍不怕犧牲、前赴后繼、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眾志成城的偉大精神，而這種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國籍的人類的共同精神徹底感染了作為“他者”的勃沙特，使他在各種評判元素的糾纏迎拒中最終選擇了對中國紅軍的信任與認可。相較于傳統長征題材的影片，電影《勃沙特的長征》的價值在于它突破了二元對立的聲音模式，通過“他者”勃沙特的視角，在一種更為復雜的價值評判體系中實現了對中國紅軍及其長征的一次更為公平與客觀的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