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珍
《大唐玄奘》是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著名導演霍建起執導、黃曉明主演的一部歷史類題材影片。電影真實再現了唐朝高僧玄奘不畏艱難險阻，歷時19年前往天竺取經的傳奇故事。影片超越了民間文學、神話故事、先期電影中的玄奘形象，客觀再現了歷史上玄奘西行的真實取經歷程，是一部為玄奘樹碑立傳的藝術作品。電影中，霍建起一改以往充滿文藝氣息的敘事手法，從“溫情題材與唯美表現，以及時時流露的具有散文或詩作意味的藝術情懷”[1]轉向了更具宏大歷史思考與民族精神展現的史詩化表達。他擱置了平民化、當下性的生活意義的觀照，而力圖開拓出溝通民族精神永恒性的跨時空圖譜，以極具美學意義的影視畫面，彰顯出隱忍、堅毅、至大包容性的民族情懷。可以說，《大唐玄奘》中，玄奘充滿艱險的西行之路既是一場身體的磨礪、個體精神的朝圣，更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懷跨越時空的積淀和承傳。
一、 去神話解構的真實玄奘
可以說，電影《大唐玄奘》中的玄奘形象較為客觀地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形象，這也使電影具有了人物傳記的意味。玄奘形象，實質上經歷了一系列的演化，在這一系列形象的勾勒、重塑、顛覆、解構的過程中，玄奘形象的真實性漸漸模糊，甚至被取代。而《大唐玄奘》正是從民間性、神話性、解構性中掙脫出來，還原了一個歷史而真實的玄奘。
最早的玄奘形象來源于《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兩部史書，前者主要介紹了西域各國的政治、地理、風俗、民情等，后者則傾向于展現玄奘個人的游歷過程。這兩部書籍相對客觀地記載了玄奘孤游西域的艱險歷程與沿途見聞，其間的種種傳奇經歷，為之后玄奘取經的故事被文學性書寫埋下了伏筆。宋元時期，《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唐三藏西天取經》以及《西游記平話》、《鼎鍥全像唐三藏西游釋厄傳》《西游記傳》等“介于說唱文學和長篇作品之間的產物”[2]重新詮釋和塑造了玄奘形象，文學性書寫在一定程度上外延了記錄的歷史性，但其主脈——宗教性色彩依然濃厚，玄奘的圣僧形象并未因此沖淡。吳承恩的百回本《西游記》在此基礎上對取經故事進行了重新梳理，以更加浪漫奇幻的神話傳說淡化了原有的宗教色彩，而玄奘形象也由圣僧入世為凡夫俗子，其西行取經的中心地位也被更具有理想主義的超凡英雄孫悟空所取代。于是，《西游記》中的唐僧玄奘形象被徹底顛覆——缺少得道高僧的睿智、豁達、富有遠見，反而被刻畫為慈悲、弘度與軟弱、膽怯并顯且遇到兇險之事便被嚇得戰戰兢兢的外懼化身，似乎雄心壯志的冒險精神和不畏困難的堅強意志與不遠萬里的西行毫無瓜葛。到了周星馳的電影《大話西游》，其更是將唐僧形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解構與重塑，嘮嘮叨叨、啰啰嗦嗦成為唐僧形象的新特點，這一唐僧形象離歷史真實也便更加遙遠了。近幾年，多部“西游電影”連番上映，幾乎都依循了文學化敘述的主線而以突出美猴王孫悟空的智勇雙全、叛逆抗爭為故事內核，唐僧在電影中的形象表達和性格塑造并未獲得足夠重視。
事實上，無論在佛教文化發展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上，玄奘法師及其西行，無疑都具有多重人類意志與宗教精神禪化的意義，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式貢獻樸素而偉大，尤其是玄奘一心求佛的執著精神、不畏艱險的探索精神、舍身求法的奉獻精神，更是塑化了中國佛教的內省價值導向并逐步擴展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大唐玄奘》正是將視角從神話性的解構中掙脫出來對歷史性客觀敘事的回歸，還原了一個更為真實的玄奘。電影以客觀的歷史擔當，撥正了玄奘的西行的坐標，不僅在電影敘事過程中以文字形式進行歷史增量提示，而且還在電影結尾以地圖的形式做了全景呈現式還原。另外，影片展現的西行途中的艱險，如偷渡出關而遇李大亮、李昌的阻截，第一烽燧險些中箭，莫賀延磧沙漠因缺水差點喪命，高昌國王強留以致絕食力抗，恒河遇險，等等，幾乎都可在史書中找到蹤跡。而西行中所遇的一行人等，如涼州都督李大亮、瓜州刺史李昌、西域人石槃陀、烽火臺校慰李祥、伊吾國王、高昌國王、那爛陀寺大師、戒日王，也都有真實的歷史原型。可以說，《大唐玄奘》是一部具有記錄片性質的歷史電影，它放棄了“西游故事”的奇幻性取向和浪漫性敘說，以客觀的態度、歷史的精神，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玄奘形象——執著、隱忍、堅毅、勵志、進取，具有與其他同題材電影無可比擬的厚重感。
二、 史詩敘事的苦難表達
《大唐玄奘》在還原大唐高僧玄奘的西行取經歷程時，以史詩化的手筆轉達了這一真實的朝圣之旅，其苦難表達成為史詩敘事的主體，但卻并非終極目的。
影片開始，玄奘西行天竺，并非如《西游記》中所述，是唐太宗親授通關文牒，在出使身份上，他也并未與太宗結拜兄弟，被封“御弟”。電影還原了玄奘未得恩準、偷越國界的歷史史實，而且他的“偷渡”背景也并非是盛唐的恢弘氣象，而是饑荒肆虐、蝗災泛濫的現實艱難。電影中玄奘西行的最初目的是源于傳入中土的佛經被多種多樣解讀且爭議繁復，此行便是為了求取真經、弘揚佛法。而天災之下，百姓的饑不擇食、流離失所，使玄奘的西行更添了幾分佛家拯救蒼生的意味。但是，這一具有普渡眾生、造福后代的偉業卻始于玄奘的個人意愿，并未得到皇廷的允準。不難想象，沒有得到唐王朝恩準的西行，玄奘的取經之路自然苦難重重。電影將這一系列苦難以線性敘事的手法鋪陳開來，涼州、瓜州遭阻，險被遣送回長安；葫蘆河收歸心性未定的石槃陀，險遭其殺害；第一烽燧，險中流箭身亡；八百里莫賀延磧沙漠，險因缺水喪命；高昌王國，絕食力抗國王的強留；凌山大雪山，險被雪崩埋體，等等，影片寫實性地再現了玄奘西行取經路上的重重艱險。而在玄奘一步步克服苦難的同時，他也在用佛家的慈悲之心、包容之性感化著所遇之人。如石槃陀因得知玄奘沒有通關文牒，為自保而動了殺念，玄奘感知到了他的心亂，席地而坐，喃喃誦經，平復了石槃陀心中的恐懼與不安。再如第一烽燧的大將王祥，玄奘以佛心佛理化解了他的苦悶，使王祥十分感激并幫助玄奘繼續西行。再如，一心向佛的西昌國王，對玄奘雖然隆禮有加，但卻有著我執與內心之貪，最終玄奘以絕食力抗，并以愛與慈悲感化了他，使其成為自己西行路上的最好護法之一。由此可見，玄奘西行取經之舉既是漫漫長途的一段苦難修行，更是尋求真理的精神超越之旅，史詩筆法的苦難敘事在此獲得了超越苦難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說，影片中苦難表達的背后是對執著精神、奉獻精神、無畏精神的超度與張揚，以及對信仰力量、靈魂追求、眾生普渡的彰顯。電影中的苦難敘事最終以成功取經、榮歸大唐畫上了完美的句號，而眾人傾都罷市，由寬廣壯麗的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門口的迎接盛況，以及太宗親為譯經題寫圣教序，更成為對玄奘十幾年苦難歷程取回真經的國家肯定。但是，電影的終極目的并非世俗意義或當下意義的圓滿，從玄奘隨難民偷渡出關，到西行路上的艱難險阻，差點命喪途中，再到天竺游歷、無遮大會辯經，在苦難歷程與異域取經中，電影賦予了玄奘超越個人修行之上的信仰意義和文化意義，在塑造了不去天竺誓不回的玄奘西行的壯闊史詩的同時，更詮釋了一個人甚或一個民族的精神史詩。
此外，電影中還處處彰顯著一種佛家境界，如金黃色的色彩選擇、蓮花意象、梵語表達、佛理闡釋，等等，這些都使電影的史詩敘事具有了莊嚴肅穆之感。加之電影在拍攝時多用大全景、遠景、景深鏡頭，在真實展現玄奘西行歷程的重重險阻的同時，更使影片帶有史詩級的影像風格。
三、 民族精神的美學象征
《大唐玄奘》集中刻畫了大唐高僧玄奘的藝術形象，剔除了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的戲說式解構并回歸真實性的人物重塑，于壯闊的自然背景之上圖譜了一段九死一生猶未悔的心靈旅程，在導演霍建起嚴謹而不失審美意蘊的歷史追尋下，玄奘19年的取經險阻以及回歸大唐后苦心孤詣的譯經歷程，更成為民族情懷、民族精神的美學象征。
影片中的玄奘具有堅持真理、堅定信仰、包容開放、矢志不渝、普度眾生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這也正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玄奘西行取經的動機并非是受唐太宗小乘佛教無法超度亡靈的委托，而是為普度眾生，弘揚佛法。所以，即使沒有唐王朝頒發的通關文牒，一路忐忑前行，沒有悟空、八戒、沙僧的加持護航，自行涉險，玄奘依然決意前行，誓不回頭。自然之險、人為之險，常使玄奘處于岌岌可危的性命之憂中。但這并不能成為玄奘執意西行的阻力，誠如石槃陀問“天竺在哪里”，玄奘說：“在心里。”已然昭示了西行之路無論身體是否最終被毀滅，其精神早已到達佛教圣地，抵達佛學境界。苦難無法阻礙玄奘的向佛之心，世俗榮譽的誘惑亦無法動搖其執著之念。西昌國王以全民奉養終生力挽玄奘，玄奘卻以絕食明志，感化和消解了西昌國王的執我與貪念。玄奘正是“舍身取法”的“中國脊梁”，這既是民族精神的傳承，更是一種在佛教史和佛學意義上的開拓。當然，玄奘取經的價值意義還不止于此，其從印度回國后建立了翻譯道場，悉心從事翻譯事業，開創了佛經翻譯史上的新紀元，為弘揚佛法，促進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誠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博科娃女士所言：“玄奘是世界文化名人，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理念。他用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用中國文化的理念，闡釋了佛教文化的精神。玄奘法師是完成佛教中國化的主要貢獻者。他把中國文化和佛教文化傳播到世界，使世界文化更為多元性和多樣性。這是對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最重要的貢獻。”[3]
參考文獻：
[1]趙翌.“柔光鏡”里的溫情人生——霍建起電影風格分析[J].電影評介，2006（10）：48.
[2]朱一玄，劉毓忱.西游記資料匯編[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211.
[3]增勤法師：玄奘的地位在世界上無爭議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603269024-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