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藝兵
六朝古都南京。
走進與明故宮為鄰的一個幽靜的小區，如約摁響1105室的門鈴，門開了，聞聲走出一位衣著樸素的老人，雖是素顏，不加妝飾，卻自有獨特的風韻。她，就是中國曲藝“牡丹獎”終身成就獎得主、著名揚州評話藝術家王麗堂。
揚州評話世家，“口傳心授”王派《水滸>
王麗堂——是和揚州評話大師王少堂聯系在一起的，她是他的孫女。王少堂在1967年的動亂中去世了，可他話說武松打虎的那副傳神勁兒，至今活脫脫留在人們心里。如今，幾十年過去了，王派藝術的寶貴遺產靠誰來繼承呢？這個問題要請王麗堂回答了。
不加思索，王麗堂“秀口”一吐，一口字正腔圓的揚州話：
1940年，揚州三多巷，一聲啼哭，響徹了揚州評話世家王家的庭院。從王玉堂到王少堂，再到王筱堂，到這個呱呱落地的女嬰，是王家的新一代。
“從前有人說，我還在母親腹中時，王少堂就看出我是塊說書的料。”王麗堂笑道，“這也太夸張了，但是自小在評話的氛圍中長大，肯定是會耳濡目染的。”
不但爺爺、爸爸都是遠近出了大名的說書人，就連那些往來的叔叔們，張口也都是康家《三國》，戴家《西游》。從記事起，那些書中的英雄好漢，就在腦海里盤旋不去。那些說書人的飛揚神采，就映照在她黑白分明的瞳孔上。
王麗堂的骨子里，就對揚州評話有種親近感。別的孩子哭鬧，要用糖果哄，她一旦發起小脾氣，爸爸只要抱著她去書場，她立刻就能安靜下來。從三歲開始，王麗堂就會搬個小馬扎，像模像樣地扎在大人堆里，鸚鵡學舌一般，說上一段簡短的小評話，比如她最喜歡的《武松打虎》。
當時，還有故事。有次正說得興起，王少堂一聲斷喝：“錯了，打頭”。意思是讓她重頭開始說，年幼的她卻無法理解，甩手就打了自己頭一下，逗得眾圍觀者捧腹大笑。
天賦過人，又無兄弟可傳，王筱堂就想讓她繼承王家評話。可是，王少堂一直不點頭，不僅僅是壞了“傳男不傳女”的規矩，更主要的，在舊社會，很多女說書藝人的身世都比較凄涼。“爺爺是希望我能上大學，然后到郵局或者銀行這些體面的單位去上班。”
但是，解放之后，看著新中國的一派祥和氣象，王少堂也徹底打消了顧慮，他一把就把王麗堂抱上了書臺。雛鳳試鳴聲清越，很快，王麗堂就博得“十歲紅”的名頭。
跟著王少堂學藝，并不輕松。雖是家中獨苗，平日里王少堂對她是寵愛有加。比如，全家只有她一個人可以跟王少堂同桌吃飯。但到學書時，就是不近人情的苛刻。
“每天清晨4點起床，先練上一段嘴上功夫，然后練習書法，背一段熟書。吃完早點，就開始上生書了。”上生書，最讓王麗堂害怕，王少堂說完一段，要立刻“還”給他，如果說不上來，立刻就是一個響亮的“毛栗子”敲在頭上。要是一直“還”不上來，飯也別想吃覺也別想睡。
爺爺常說，華子（麗堂的小名）學藝好比砌墻，基礎一定要打牢。我們說書的，就是一張桌子，一塊醒木，頂多還有一把扇子。也就是身著一襲藍布褂子，就登臺了。全憑一張嘴，功到自然成。麗堂記著爺爺的話，刻苦學藝。每天清晨，哪怕大雪紛飛，滴水成冰，也要摸黑起床，背熟書，試新書，朗讀詩詞歌賦，一天到晚沒有松弛的時候，連做夢也是說書。
一名評話演員，肚中就是有千百本書，也要站到臺上說出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多老書客們，都是極為幸運的，因為他們親眼目睹過，王家三代說書人同臺說書的盛況。
“爸爸是早場，我是下午場，爺爺是晚場。我說武松，爺爺就說宋江。當然，聽爺爺說書的聽眾是最多的。”初生牛犢不怕虎，在各地書場，王麗堂從未有過膽怯的感覺，于是有了個爺爺“欽賜”封號，名叫“王大膽”。
可“王大膽”也有害怕的時候，那是在南京大紅樓說書，王少堂從來不在臺下聽她說書，可每天都能指出她說書的不足。王麗堂肚里有疑問，“難道爺爺會神機妙算不成？”后來，王麗堂才知道，她在臺前說，王少堂就躺在幕后的長椅上，一把茶壺一桿煙，聽孫女說書。有一回，爺爺正聽麗堂說書，猛不防要咳嗽，忍也忍不住了。這一咳，幕后的秘密終于揭開了。爺爺說，他不在臺前，是怕她緊張。
王麗堂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王少堂每到一地，并不忙著說書，而是必定會帶著王麗堂，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跡，并講述各種傳說故事。“作為一名評話藝人，需要成為一個雜家，古往今來的事情，什么都要知道。”
靠著傳統的“口傳心授”，揚州評話走過了很多年，王麗堂學會的《水滸》四個十回，就是靠著祖父、父親不斷“還書”的方式，一字一句學會的。只有將口頭傳承轉換成書面文字，才能更好地保存這項藝術瑰寶中的精華。在時任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的陶鈍的關注下，《武十回》正式出版了。
對于揚州評話來說，這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但是，王少堂卻并未因此感到欣喜，反而是在家急得直跺腳，因為書中很多東西都被刪除了。
在那個年代，社會上對于評話藝術的表現形式，還有一些認識上的限制。書中有關“王婆”、“潘金蓮”的一些段落，遭到很大的刪改。“雖說這些情節，確實牽涉到一些男女情事。但是，通篇沒有一句粗俗露骨的話語，反而是字字珠璣，絕對不是糟粕。”王少堂口述出的120多萬字，出版時只有80萬字。
爺爺對于藝術的較真，深深影響到王麗堂。但是當時，她對爺爺的著急，也有些不理解：既然這個版本出得不夠好，到有機會的時候，再出一部，不就得了？但是，她沒有想到，這竟是王少堂看到的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王派《水滸》，他的遺憾，終生未能補償。
19歲的時候，王麗堂調入了江蘇省曲藝團。她雖不愿意離開家鄉，但是作為一名說書藝人，本來就是要到處跑碼頭的，當時的她也沒有多想，扛起行囊就走。
那時候，王少堂還是住在揚州居多。只要有機會回到揚州，王麗堂都會跑回家，在爺爺面前撒會兒嬌。“行李就寄存在長途車站，一溜小跑回來，和爺爺說說話。爺爺就說我傻，怕我跑得辛苦，還說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夠在終老時，我在身邊，他還有話要對我講。我就笑著對他說，您還有的過呢！”
可惜，王少堂不幸離世，王麗堂連爺爺的最后一面，都未能見著。爺爺想要對她說的話，也永遠不知道是什么了。
“心如刀絞，痛不欲生。多么希望當時能夠在他身邊，哪怕，只是一副簡陋的棺材；哪怕，只是一捧薄薄的泥土。”任何時候，提到這段往事，王麗堂都掩飾不住最為深切的悲痛。
八年“還書”，坐穿兩張藤椅
回到南京，心病依然跟隨著她，纏繞著她。
不能見爺爺最后一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王麗堂都無法從這巨大的悲痛中走出來。以前在爺爺面前還書還習慣了，她還是每天都站在王少堂的遺像前，還一段書，“時長時短，有時候就是一段詩詞，但是必須要說，不說心里難受。每天說一說，就好像爺爺還在身邊。”
漸漸地，一個念頭在她心中萌發，那就是將“王派《水滸》”的四個“十回”全都整理出來，這樣也是為了彌補爺爺在《武十回》上的遺憾。“沒有人要我這樣做，我就是自己跟自己賭一口氣，非要弄出來不可，完全是自己跟自己不得過。”
寂靜中，麗堂望著爺爺的遺像發呆。爺爺的目光，像夜空中明亮的星星注視著她；耳邊仿佛聽到爺爺朗朗的話語：還書，還書……
哦，年輕的時候，麗堂確實經歷過一次“還書”。那時，麗堂已從揚州調到省曲藝團。出于個性奔放，說書追求現場效果，夾進許多包袱（即噱頭），聽起來好玩，卻總不免有點兒油。好在同行提醒，糾正還算及時。這事傳到爺爺耳朵里，他可不放心了。一道家書，把麗堂召回揚州。
此后，兩個多月的時間，麗堂每天對著爺爺“還書”。爺爺躺在鋪著羊毛毯的藤椅上靜聽，兩眼似睜似閉，一言不發。
這天吃過晚飯，麗堂小心稟告爺爺：“我準備回南京去了，你還有什么吩咐？”
爺爺咧開掉了牙的嘴，微微笑道：“這次你回來，還曉得什么意思？”
“叫我還書。”
爺爺一邊撫摸著懷里的大黑貓，一邊慢慢說道：“你這次回來，爺爺很高興，你在王家藝術上沒有做敗家子；爺爺的東西，你基本都拿過去了。但是——”
爺爺略一停頓，變得嚴肅起來，加重語氣說： “你現在不能驕傲！作為有成就的演員，更應當在現有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的東西！”
麗堂溫故而知新，猛然省悟：我何不一面還書，一面錄音，翻成書稿，獻給九泉之下的爺爺，讓他老人家死也瞑目。她把全家人都動員起來，忍受著酷暑的炎熱，錄的錄，抄的抄。到了大雪紛飛的嚴冬，麗堂裹著愛人的軍大衣，熬過了五更寒。
這就是在她的記憶中，難以磨滅的“八年還書”。一臺舊的收錄機，堆積如山的磁帶，幾乎每晚夜不能眠，雙腿重如千鈞，坐穿兩張藤椅，落下一身病痛，王麗堂終于將《武松》、《宋江》、《石秀》、《盧俊義》四十回共四百余萬字整理出來，并于1995年出版。
麗堂感慨地對我說：“四十回全部整理成功的那個夜晚，我趴在桌子上號啕大哭了一個多小時，由于夜深人靜，哭聲驚動了鄰居，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麗堂接著說，作為王派《水滸》的傳人，我終于可以告慰先人，對社會和千千萬萬的聽眾也有個圓滿的交代。因此，在集成叢書首發式上，她決定將這套書的稿費全部捐獻給曲藝事業，設立“王少堂揚州評話獎”。
揚州祭拜，一朵“牡丹”獻王家
或許，王麗堂自身并不知道，在八年還書的過程中，她在揚州評話藝術上的成就，也到達自身的頂峰。在繼承了王少堂“甜、粘、鋒、辣”的基礎上，王麗堂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她說演脆雅，語言洗練，更富時代特色，咬字講韻，張弛有致，各種口法運用嫻熟，被譽為“江南秀口”。
1997年，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專門成立了“王麗堂評話藝術領導小組”，錄制了經過精選濃縮的《武松》錄相帶，分五十個段子共計1000分鐘。第二年，在中央一臺、中央八臺同時連續播放。
“我倒并不在意，是否能上電視，但是對于王派《水滸》來說，這是一件大事。聽著電視里傳出來自己的聲音，我在心里默默對爺爺說，孫女沒給你丟臉。”。麗堂對我說這番話時，一臉誠懇。
那年，王麗堂獲得了“牡丹獎”終身成就獎，沒過幾天，她就在兒子的陪伴下，回到揚州，將獎杯獻在王少堂的墓前。“我在臺上領獎時，就想連夜趕回揚州，把這朵‘牡丹奉獻給爺爺，告慰他的在天之靈。”在王少堂的墓前，王麗堂看著新塑的造像，那栩栩如生的神隋，和惟妙惟肖的動作，仿佛爺爺又站在面前，親切地叫她“錯了，打頭”，嚴厲地給她一個“毛栗子”，更多的，還是爺爺那慈祥而溫暖的笑容，綻放在波光粼粼的瘦西湖畔。
“后來，我又去了鎮江，那里有爸爸王筱堂的墓，本來還想去把這朵‘牡丹給王玉堂‘看看的，可惜至今都沒能找著。這朵‘牡丹，不是我個人的，是屬于整個王派《水滸》的。”
老舍感言：姑且把它叫做通俗史詩吧
麗堂回憶道，上世紀30年代，爺爺的評話藝術到了自編自導自演的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兩次被誣入獄，多次受地痞流氓無賴敲詐勒索，又經歷了8年離亂的流亡生活。世態苦樂，人情冷暖，讓他對人、對生活、對藝術有了刻骨銘心的體悟。
艱苦學藝，游走書場，坎坷生活，獨特的藝術稟賦，王少堂最終創作出了獨具特色的王派《水滸》表演藝術體系。《水滸》說了60年，“沒有廢字浮詞”。他與梅蘭芳在上海中西電臺演出（并由六家電臺同時轉播）同一臺娛樂節目后，贏得了“看戲要看梅蘭芳，聽書要聽王少堂”的盛譽。
“王派水滸”以說表細膩著稱，既重敘述，又重表演。王少堂常說：評話表演時，最主要的是5個字，少不了“口、手、身、步、神”。一部《水滸》武、宋、石、盧四個十回，王少堂說了60年，可以說是用一輩子的心血凝結而成的。他真正做到了滾瓜爛熟的程度，但他每次演出前，都要提前半小時進書場，坐在后臺閉門“焐書”。爺爺對藝術一絲不茍執著追求的精神，影響了王麗堂一生。
歷數對王派《水滸》最為推崇的名人，麗堂認為當屬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第一次聽了王少堂的書后，于1958年8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一篇《聽曲感言》：“一抬手，一揚眉，都緊密配合著他口中所說的，不多不少，恰到好處，使人聽了他的敘述，馬上就看到了形象。”“他的動作好像有鑼鼓點子控制著，口到手到神到。”老舍先生還說：“他的口中沒有廢字浮詞，直錄下來就是好文章。”老舍先生又感嘆說：“這要下多大功夫啊，經過多么嚴格的鍛煉啊！”
對全國的書客來說，像老舍先生那樣，親眼領略王少堂現場表演的，自然很難得，更多人都是通過話本《武松》，來了解揚州評話的。對此，老舍先生覺得“不過癮”，他在讀完《武松》評話整理本后，感慨說道：“《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數雖多，讀起來卻不吃力；處處引人人勝，不忍釋手；這真是一部大著作！無以名之，我姑且把它叫做通俗史詩吧。可惜，沒有少堂老人的眼神手勢的配合，未免減色。”
中國著名美學家王朝聞先生，在聽完王少堂的一段《康文辯罪》后，也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文章，名為《我繞不過他》。“這個標題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指書中的康文，能言善辯，巧舌如簧，一般人都繞不過他。另外一個含義，就是王朝聞自己對王少堂的佩服。”
至今，王派《水滸》的影響力，在中國曲壇上依然強勁。麗堂清楚地記得，在第六屆中國曲藝牡丹獎頒獎典禮中，主持人大聲宣布：王派《水滸》第四代傳人王麗堂，獲得了“終身成就獎”，這也是中國曲藝界，對王派《水滸》的最高肯定。主持人話剛落音，全場不約而同起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時任中國曲協主席劉蘭芳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己雖說沒有和王少堂見過面，但是和王筱堂、王麗堂都有著很深的交情，也多次聽過他們表演的王派《水滸》。“揚州評話太好聽了，王派《水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家傳作品之一。正是有著這樣的優秀作品，揚州評話才有今日的地位！”劉蘭芳由衷贊許道。
在王麗堂家中，我看見由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聯合攝制，江蘇省文化發展基金會、南京電影制片廠聯合承制的《文化名家——江蘇省紫金文化獎片》。這是2013年，江蘇設立了最高文化類獎項“紫金文化獎”，用以表彰在文化建設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文化工作者。首屆紫金文化獎共評選出王麗堂、石小梅、馮健親、言恭達等17位“紫金文化榮譽獎章”獲得者以及畢飛宇、孫曉云、顧薌、陶澤如、薛亮5位“紫金文化獎章”獲得者。而該片就是以22位榮獲首屆江蘇紫金文化獎章的藝術家為主題，以人物的成長經歷為線索，以成長和創作過程中的故事為載體，通過藝術化的鏡頭語言，重點展示其藝術成就和人格魅力。
據了解，為了能夠讓觀眾接受、欣賞、思考、有所啟發、有所得，該片攝制組為了“將人和作品結合起來，才能夠立體豐滿地呈現這個人物”，確立了“還原大師本色，解讀藝術人生”的創作主旨。
《文化名家——江蘇省紫金文化獎片》特意提到揚州評話藝術家王麗堂，她從三歲開始學習評話，十歲登臺演出，這些少年時的經歷在她的藝術之路上是十分重要的環節，也是影片中的重點。為了能夠還原王麗堂年少時學書的場景，攝制組多方挑選，找到了一位真正在學習揚州評話的10歲左右的小姑娘，根據王麗堂的口述，無論是服裝、道具還是場景，均按照當年的情況組織拍攝，該場景完成后，王麗堂自己看后都激動不已，感慨萬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