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瑞霞
2016年12月9日在中國大陸上映的影片《薩利機長》，放映前夕便備受關注，就在大眾認為這是繼影片《釜山行》《深海浩劫》之后年度最后一部值得期待的大制作災難片的時候，影片卻被貼上“傳記”的第一標簽。只是觀眾并沒有因為電影特效讓位于人物塑造而減少對《薩利機長》的關注，加之早在11月份被譽為“奧斯卡風向標”的好萊塢電影獎就已經將最佳男演員獎授予湯姆·漢克斯，以表彰他在《薩利機長》中的出色表演，于是，中國的影迷愈發好奇導演伊斯特伍德此次將如何展現這一空難史上的生還奇跡。
影片《薩利機長》根據2009年全美航空機長切斯利·薩倫伯格的真實英雄事跡改編。故事講述了2009年1月15日，前美國空軍飛行員切斯利·薩倫伯格執飛由紐約飛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全美航空1549號航班，此次航班在紐約市的拉瓜迪亞機場起飛，但是在起飛爬升過程中遭到加拿大黑雁的撞擊，導致兩個引擎同時熄火，飛機完全失去動力。緊張時刻，駕駛艙機組人員在確認無法到達附近的兩個機場后，決定于哈德遜河河面進行迫降。最后，155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生還，薩利機長也因此成為受人追捧的大英雄。作為傳記劇情片，影片《薩利機長》對真實事件進行了高度還原，導演伊斯特伍德在拍攝過程中，沒有集中展現空難發生過程中的特效場面，也沒有做過多的煽情，而是將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和機長之間的博弈作為影片表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平衡點與切入點，并借以凸顯這一傳奇事件帶給人們的有關生命、有關人性的深刻思考。
一、 對生命價值的尊重與珍視
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的哲學先賢們一直在探索生命這個永恒的主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戰爭對人們原本樂觀的精神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人們開始對科學技術和理性主義進行重新評價，在此背景下，生命哲學開始廣泛流行于歐美地區。“生命意識作為一種自覺的主體意識，不僅包含著個體對自我生命體驗的感悟，也包含著對他人或整個社會乃至人類命運的關懷和思索。生命意識首先是建立在對生死的認知和體驗的基礎上的意識，進而產生對生命價值意義的探索和認識，是為了追求生命存在的意義與永恒達到的生命理想境界。”[1]影片《薩利機長》通過對生命意識的認知與展現，彰顯了對生命價值的尊重與珍視。
影片中，歷經此次空難的共有155人，在150名乘客中，有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有頑皮可愛的嬰兒；有急忙趕飛機去旅行的年輕人，也有帶滿玩具迫切去看望外孫的年長者。在飛機迫降的過程中，鏡頭著力捕捉不同年齡段乘客的反應，或是驚慌失色，或是默默禱告，或是爭分奪秒與家人發送信息，或是不住地安慰身邊的摯親，影片周全地表現出人們在生死未知一瞬間的最真實最本能的狀態，表現出于空乘人員專業的呼喊指導中隱藏的強烈的生存欲望與生命意識。對于生命價值的尊重與珍視，影片《薩利機長》并非滿足于對一個值得慶幸事件的簡單呈現，而是在微小的情節中暗含打動人心的力量。飛機在遭受鳥群撞時，較為強烈的顛簸與振動并沒有引起乘客大范圍的恐慌，三位空乘人員更是第一時間微笑著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帶，機艙內的平靜一定程度上為薩利機長在有限的時間內作出正確的判斷提供了信任與支持。飛機完成水面迫降后，空乘人員沒有自作主張發出任何指示，乘客們也沒有立即起身迅速跑向出口，大家都在等候機長下達“疏散”的指令。在之后的疏散過程中，乘客們同樣自覺地維護著逃生秩序，五位機組人員則一面指揮方向，一面為即將出艙的乘客送去外套，以減緩寒冷對人們的二次傷害。這次事故之所以能夠創造零死亡人數的奇跡，同樣離不開紐約海岸警衛隊托馬斯·杰弗遜號對事故的及時發現與報告，離不開諸如美國紅十字會、消防隊等救援機構的高效率工作。站在機艙兩側的救生橡膠滑梯上，每個人的雙腳在冰冷河水的浸泡中幾乎喪失知覺，著裝單薄的他們既要忍受低溫對于身體承受力的損耗，同時又要以僅存的薄弱意志去抵抗“被淹死、被凍死”的消極想法。當大批的救生衣和保溫毯被及時送到乘客手中，當救援人員奮力協助每一位生還乘客撤離到安全的船艙，我們由衷感嘆這些工作人員所表現出的在尊重和珍視生命基礎上的極強的職業素養與工作協調能力。
此外，相比真實事件，影片特意塑造了兩名跳進水里的乘客形象。中年男子自以為距離海岸很近，而且自信于自己的游泳實力，他拼盡全力在河水中吸氣呼氣的場景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體態肥胖的女士則是在走到救生滑梯上，看到已經到達人們腳踝位置的水位，驚慌中跳進了河水。兩位乘客不顧空乘人員及其他乘客的勸阻，過度的逃生欲望迫使他們忽略了理性對于特殊事件的常識性判斷，雖然影片中兩人都已獲救，雖然那次事故中并沒有出現類似的乘客，但影片的刻意安排卻讓我們透析導演對于生命體驗的感悟，對于生命意識的深刻詮釋。
二、 人性多重維度的發掘與呈現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被譽為最擅長塑造人物，尤其是人物內在精神的導演之一。在影片《薩利機長》中，伊斯特伍德著力表現重大事故中人性的多重維度，并借以深化對機長切斯利·薩倫伯格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加強了傳記類型影片的主題探索。
影片的主人公薩利是一位有著42年飛齡的杰出機長，他畢業于空軍學院的心理學和基礎科學專業，此后他又攻讀了美國普渡大學的工業心理學碩士和美國科羅拉多北部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多年積累的理論知識與實際飛行經歷，使他有著豐富的經驗和處理危機的能力。作為一名機長，薩利最令人欽佩的地方在于他超乎常人的責任意識，他始終牢記年輕時教官對他的兩點忠告：開好飛機與保持微笑，他的錢包里總是放著一個印有“寧可延誤，不釀事故”的小紙條，正是這種早已內化為本質屬性的責任意識，使得薩利在每次飛行過程中將乘客的性命擺在首要的位置，嚴格執行飛機駕駛員的所有規范、守則；正是這種責任意識，使得薩利能夠及時作出將航班1549號迫降于哈德遜河面的正確決定，避免了重大災難的發生。對于薩利機長責任意識的呈現，影片沒有選擇通過媒體的相關報道將其完美化，也沒有通過薩利同事的稱贊間接表現出來，而是將顯露其極富責任心的鏡頭舒緩有致地散布在關鍵情節中，突顯導演的巧妙安排與執導實力。在完成乘客的疏散工作后，薩利不顧個人安危，認真檢查每個座位，確保沒有乘客被疏漏。他執意最后一個離開機艙，穿好制服外套，并不忘帶上飛行記錄冊。面對前來接應的工作人員，薩利第一時間要求他們盡快調查人員傷亡情況，面對為自己檢查身體的醫生，他關切地咨詢受傷空乘人員的情況。當工會的巴里帶來沒有乘客死亡或是失蹤的消息時，薩利的那份激動遠勝于人們對他冠以英雄稱呼時的喜悅。
對薩利機長責任意識的表現構成影片對于美好人性贊美的重要方面，然而，人有時又是脆弱的，有著過硬心理素質的薩利機長也不例外。迫降事件發生后，本應回家調整或是休息的機長薩利與副機長杰夫·斯基爾斯卻因為要配合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調查工作，不得不在紐約多停留幾天，但就在這短短幾天的時間里，大眾眼中的英雄薩利卻表現出人性脆弱的一面。面對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不友好的猜忌與質疑，薩利冷靜回復事實的同時，內心卻生出一種無法排解的自我否定的力量，他沒有找妻子或是朋友分擔這種壓力，但可怕的夢境卻將他壓抑已久的恐慌與擔憂統統表現出來。在夢中，薩利或是親身感受到1549號的墜毀，或是看到有媒體指責他是騙子的報道，在焦急等待調查結果的過程中，自稱沒有事情能夠影響自己正常飛行的薩利機長卻難掩調查機構帶給自己的強大壓抑，夢成為薩利自我釋放的有效方式。
三、 主體性精神的肯定與張揚
主體性作為哲學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學者觸及主體性的問題。例如，普羅泰戈拉曾指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我們強調的主體性精神，就是強調人的能動性，強調人的意志、能力、創造性，強調人的力量，強調主體結構在歷史運動中的地位與價值。[3]
影片《薩利機長》對主體性精神的肯定與張揚，主要從薩利與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成員之間的較量中表現出來。一方面，薩利認定自己在緊張的208秒中所做的專業性判斷以及對其他工作人員下達的指示都是正確的，他強調自己對當時飛機故障的分析，對飛行高度和速度的分析以及對附近降落環境的分析均得益于自己四十多年的飛行經驗，他的應急能力連同他面對質疑時的自信態度彰顯著影片對于主體性精神的贊揚。另一方面，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作為信奉科技的勢力，相比薩利通過經驗得出的結論，他們更加信任航空工程師對相關參數的分析，認為飛機當時有足夠的動力返回拉瓜迪亞機場；他們更加信任飛行數據記錄器對飛機右翼發動機空轉狀態的記錄，認為是薩利錯誤地報告了1549號航班的故障；他們更加信任計算機所作的有關飛機返回場景的算法，認為此次事故并非奇跡而是薩利的判斷失誤威脅到乘客們的性命安全。然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對科技力量的迷信卻終結在此次事故的公眾聽證會上。面對空中客車公司通過衛星同步的模擬飛行演示，薩利嚴肅地指出所有的演示或是分析并沒有真正將人類因素納入考慮范圍，他指出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提供的一系列證據忽視了初次遭受如此事故的人的本能反應，忽視了飛行人員對故障的分析以及方案決策的過程，而這些恰是驗證一個飛機駕駛員應急能力的有效證據。面對薩利的嚴厲指責，面對失敗的二次模擬飛行演示，委員會成員紛紛低頭以示對薩利等人的慚愧。當伊麗莎白·戴維斯高度贊揚薩利機長在此次事故中的突出貢獻，人們不禁在質疑科技精準度的同時，深感人類的主體性精神的力量與光輝。
結語
影片《薩利機長》在講述切斯利·薩倫伯格英雄事跡的同時，以充滿人文關懷的角度，對生命對人性進行了深刻的審視與觀照。作為傳記類型影片，《薩利機長》的呈現方式同樣為它收獲了好口碑，影片采用插敘的結構，剪輯利落有致，每一秒情節都有著自己的作用和意義，靈活的敘事手法更是讓影片存有較多值得推敲的細節，為觀眾奉上極佳的觀影體驗。影片《薩利機長》無論在主題表達亦或在結構布局方面，都詮釋了制作團隊獨特的藝術追求，希望我們能夠從中找尋到可行的借鑒經驗，早日實現與國際傳記類型經典影片“對話”的電影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