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穎
電影《腳注》被提名為第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多少有點讓人詫異，畢竟《腳注》選材不同于一般的電影。影片講述的是猶太知識分子的學術和家庭生活。這一方面讓人詫異這種專業類的選材到底能夠闡發什么樣的故事，另一方面又讓人期待，希望從這個外界幾乎鮮有見聞的領域塑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劇情。電影《腳注》一開始就予以觀眾這么一種期待，即通過這個神秘而陌生的領域，展示知識分子之間鮮為人知的愛恨和沖突，揭露知識分子溫文爾雅的行為背后存在的思潮暗涌。從這個角度看，導演約瑟夫·斯達似乎提供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借由國家行政機關職員一次錯誤通知，把兩代學術人的理念與研究方式以黑色幽默的形式生動地呈現出來，影片把知識分子間的理念沖突還滲透到學者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真實的“平凡人”的瑣事折射出的學術細節中無一不向觀眾叩問，當代的學術形態是離真理更近還是更遠，古典派和現代派的學術路徑孰優孰劣。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則通過古典派猶太法典學家埃利澤·史考尼克以及現代派猶太法典學家烏拉厄爾·史考尼克這兩個代表著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來進行呈現。
一、 古典型知識分子：現代學術體系的流亡者
埃利澤·史考尼克是久負盛名的猶太法典學家，但他聲名遠揚的背后卻屢屢與學術界的獎項無緣，曾數次被提名為以色列國家最高學術獎候選人，但最終都因為同行排斥和缺乏能夠為當代學術界所認同的成熟作品而被拒之門外。作為塔木德經研究者，盡管他畢生精力用于經典文獻的挖掘和處理，學術功底深厚，但似乎除了響應電影標題一般地被導師著作的腳注（footnote）中提起，他唯一的成就就是基于其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對照過上千本古文獻的細微之處后提出：存在一款流傳在歐洲的以色列塔木德經與目前已知的任何版本都不相同。由于每本塔木德經都存在有不同版本的手稿，埃利澤花費近30年的時間所提出這一震撼學界的觀點確實很能說明其能力，然而，這一成果卻搶先一個月被競爭對手耶胡達·格羅斯曼在意大利的修道院實現，致使所有成果付諸流水。學術成果的匱乏使得提名競爭優勢全無，這背后雖然有競爭對手擔任以色列國家最高學術獎委員會主席的耶胡達·格羅斯曼從中作梗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埃利澤的行事獨立孤僻，幾乎斷絕與學術圈同行的交流，其研究工作基本集中于基礎文獻的注疏整理，缺乏獨立成體系的學術成果，以至于他的兒子烏拉厄爾數次提名他，但都無法和研究功力不相匹配的其他學者相競爭。
埃利澤的形象盡管被導演刻意塑造成古怪刻板、言辭嚴肅、不善溝通的老一輩學術人，但更多是通過埃利澤當前的處境描述了古典派知識分子的當代困境。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薩義德所描繪“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說道：“作為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傾向于以不樂為榮，因而有一種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滿意，別別扭扭、難以相處，這種心態不但成為思考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的方式。”[1]埃利澤某種程度上正是被刻意描述為這種以消化不良、難以相處的心態不妥協于當代學術話語體系，并且把中心態內在地作為自身思考和安身立命的方式。這種局外人的形象不僅限于學術圈中，而且通過家庭生活也刻畫得淋漓盡致：在片中數次描繪了埃利澤與家人共聚，幾乎每次他都獨自一人，無法與家中親人好好溝通，不與家人一起乘車而獨自步行回家。甚至，由于埃利澤的不善溝通，與妻子的話語也甚少，導致在埃利澤得知自己獲獎后與學界好友談笑風生的情狀一再讓兒子烏拉厄爾認為是父親有外遇。這些情節的刻畫不難看出導演對古典派知識分子描繪的用心。雖然古典知識分子總是被描繪成古板嚴肅、不茍言笑，對待學術專業而富有求真精神，但在電影中除了這一經典特征之外更多地賦予了埃利澤“流亡者”的特征：生活和學術中的處處難堪，無論對學界還是家庭主流都無緣其中，但依舊不依不饒地堅持自己和原定的精神。然而這種流亡者的形象恰恰并非古典派應有的形象，而是在當代學林中古典派知識分子的窘況的反映。片中最為精彩的一幕是兒子烏拉厄爾與教育部學術委員會成員在一個小會議室中，就父親埃利澤能否匹配國家最高學術獎進行的論戰。盡管兒子極力為父親的學術成績進行說明，然而終究是無法讓委員會主席認為有資格賦予獎項。而在兒子親自為父親寫作提名理由時就發現，父親實際并無可供當前學界承認的學術成果，只有同行所認同的文獻研究能力，本質上在當代學界是難負盛名。而這也是所有古典學者迫使離開當代學術共同體的范式，成為流亡者的共同困境。
二、 現代派研究專家：學術范式的守夜人
由以上看到，兒子在替父親爭取最高學術獎以及撰寫提名理由這些片段足見其在學界的地位，這里兒子相對于父親呈現出來的是知識分子另一面相——更精于學界名利場中的為人處世和學問經營，這恰恰是現代型學者的典型特征。和傳統學者不自覺的構建不同，現代型的學者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主動積極參與到學術共同體的構建當中去，通過論文、專著、學術演講等方式不斷拓展自身的研究影響力和學術地位，通過精致的學術社交延伸自身的學術立場。這實際上就是把過去純粹的個人的求真行為擴散至集體的有組織的游戲準則。這也為學術研究領域蒙上一層深厚的政治色彩。正如布迪厄對科學共同體描述的那樣：“科學場域的結構在任何時候都是由科學斗爭的先導者之間的力量關系的態勢來定義的，亦即通過他們在以前的斗爭過程中所積累的（在不同類型下的）特殊資本的分配結構來定義的。”[2]這恰恰正是影片中所描繪以色列塔木德經研究的現實情景。學界中暗流涌動，圍繞權力、名譽以及個人影響力之間的斗爭在名為學術的框架下得到淋漓盡致的發展。
也正因此，與作為古典學術捍衛者的埃利澤所呈現出來的學術個體性相比，兒子烏拉厄爾更像一個默默遵循游戲規則的守夜人，按照規則謹慎行事，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研究。但這里制定“該”的原則并非某個獨斷的專制主義者，而是名為“學術”的共同體范式，這也正是當代科學得以構成的核心所在。但就實質而言，科學的“主體”是一個場域，一個完全單獨的領域，各個行動者和組織機構之間的作用力關系和斗爭關系都服從某些特別的法則，這些法則貫穿著兩個緊密相連的基本特性，即同行對手間的競爭性和實在世界的裁決。
這也正是烏拉厄爾的妻子——狄克拉·史考尼克所看到的兒子最為本質的一面。在聽到烏拉厄爾懷疑父親有外遇的時候，狄克拉充滿信心說：“擔不起風險，這也是你不背叛我的原因嗎？”并在烏拉厄爾道出誰說我不敢背叛你的時候，斷定地說：“你不會。因為你是個懦夫。”這帶有調情性質的夫妻對話看似漫不經心，但導演刻意安排這一情景則不由讓人想起烏拉厄爾的童年，那個既機智變通但同時又恪守學校作業規定的小孩，似乎一切都是因為害怕承受風險，所以用盡一切心思來處理每一件事情，做著最適合這個共同體要求的事情，享受著因為遵循規則而帶來的名譽和好處。這也是現代型學者的窘迫之處。他們并非絲毫沒有理想的庸俗主義者，但他們無論是出于主觀還是客觀總是無法逃脫現代性機器，即作為名為學術共同體的約束。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懦弱，屈從于學術范式而不敢迎接白天的守夜人，在共同體的規制中默默付出一生。這一方面是令人欽佩敬仰的專家學者，但另一方面個體性的求真精神已經淪為一種隨附的個人態度了。這一點從影片中所描繪的烏拉厄爾與妻子的床頭對話可窺見一斑。
三、 現代與古典：學術共同體的勝利
影片自始至終都沒有正面描述過埃利澤和烏拉厄爾這對學術父子在學術場上的對抗。這一方面是礙于劇情的安排，埃利澤是個不善言語的老學究形象，而兒子烏拉厄爾又是一個能言善語，善于化解矛盾的大學教授。但另一方面，關于兩人在學術意見和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卻在影片中處處可見。尤其是在埃利澤獲獎后接受記者的訪問，所提及對現代學術規范的不齒和對其喪失求真精神表示痛心疾首，這恰恰是兩人形象沖突最為明顯的一幕。盡管這一幕并沒有人物形象的正面碰撞，甚至連兩人共同交談對峙也沒有，但倒讓兩人在學術理想上的碰撞顯得更為激烈。而鏡頭在父親的采訪和兒子為父親寫獲獎理由之間的穿插也讓這種沖突感倍增。這便是學術現代派和古典派的一場激烈交鋒。
而影片的結尾也在這一高潮的交鋒中顯得耐人尋味。影片最后，父親通過報紙痛斥為他提名獎項終生失去獲獎資格的兒子，但隨后又從提名理由中發現國家最高獎的原定頒發人是兒子。故事也正是在這一種尷尬的氣氛中緩緩落下帷幕。這似乎多少呈現出導演的趣味，他不希望通過其中一方獲勝或者通過和解來為故事寫上句號。而是希望通過這種帶點惡趣味的尷尬色彩，引導觀眾去關注這場現代性鬧劇的始終。這場詼諧的鬧劇似乎沒有最終的成功者，或者說如果有成功者，大概就是名為當代學術共同體的這一抽象的場域。因為無論是古典學者還是現代型學者都無法在當代話語中擺脫共同體的控制，無論選擇成為屈從的守夜人抑或成為叛逆的流亡者，最終的歸屬都在這一范式之下得到宣判。因為過去的所謂求真精神是在業余性的框架內得到陳述，但這一框架已經被專業性的學術規范所替代，無論父或子。而這，也便構成了學術共同體最終的勝利。
結語
電影《腳注》由于選材的晦澀使其受眾范圍相對狹小，它以父子之間的矛盾沖突為敘事出發點，將學術界存在的故弄玄虛和虛偽現象揭露給人看，就學術界的道德風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即使沒有達到商業大片的欣賞水平，但是影片中闡釋的所謂學術氛圍與文化氣質等問題都足以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是一部反映新老知識分子形象與人性沖突的優秀影片。
參考文獻：
[1]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48-49.
[2]皮埃爾·布爾迪厄.科學之科學與反觀性—法蘭西學院專題講座（2000-2001）[M].陳圣生，涂釋文，梁亞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98.
【作者簡介】謝 穎，女，重慶梁平人，四川外國語大學成都學院講師，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