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
【摘 要】《泰坦尼克號》是一出悲劇，而這出悲劇將悲劇美學的精神詮釋得淋漓盡致。它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場視聽盛宴，是一次令人難忘的審美旅程。本文以悲劇理論作為武器，從悲劇的根本因素（命運）、悲劇的靈魂（情節）、悲劇的藝術效果（凈化）三個方面解剖這部電影的悲劇美學建構，總結出它的成功所在。
【關鍵詞】《泰坦尼克號》；悲劇美學；命運；情節；凈化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4-0140-02
一、悲劇的根本因素——命運
《詩學》是一部專門討論悲劇的著作，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是：“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1]63悲劇摹仿的是人的行動，是由于人的某些過失導致的。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悲劇，不是出于自然災害本身，而是由于人的行動。這些過失，歸根結底，是背后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即命運，它是悲劇的根本因素。正如悲劇著作《俄狄浦斯》，主人公俄狄浦斯深受命運的嘲弄，雖然極力反抗卻始終未能擺脫命運的魔掌。同樣，電影《泰坦尼克號》中的男女主角杰克和露絲短暫相遇，一見鐘情，干柴烈火之后轉瞬熄滅，這是命運使然，無法抗拒。葉朗在《美學原理》中說“這種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決定的災難性后果，從表面上看，卻是由某個個人的行為引起的，所以要由這個人來承擔責任，這就產生了悲劇”，“命運是悲劇意象世界的意蘊的核心。”[2]44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說：“有人把悲劇快感的原因歸結為安全感，盧克萊修說，當風浪搏擊的時候，從海岸上觀看別人的痛楚是一種快樂。不過他又說，這不是因為我們對別人的不幸感到快樂，而是因為我們慶幸自己逃脫了類似的災難。”[3]41的確，觀眾可能會覺得當時這艘船上的人命不好，而又暗自慶幸自己不在那艘船上，這是一種心理矛盾。在這種矛盾中，觀眾的內心會產生悲劇感，對船上的人表示同情，這種悲劇感綁住了我們，壓倒了我們。朱光潛說“悲劇感正如崇高感一樣，宏大壯觀的形象逼使我們感到自己的無力和渺小。”[3]121在悲劇感中，這種力量呈現為命運，在命運這一雙無形的不可逆的手面前，一見鐘情的戀人永遠分開，成為一出悲劇。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杰克和露絲也從此心心相印，永遠在一起。這也是電影結尾處露絲不愿交出那顆“海洋之心”給打撈者的真正意圖。如德國偉大詩人歌德在詩中的“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的銀杏葉，它是一個有生的物體，在自身體內分為兩個；它又是兩個合在一起，人們把它看成—個[4]276。
二、悲劇的內在靈魂——情節
亞里士多德認為，情節是悲劇的靈魂，《泰坦尼克號》這部電影獲得成功的關鍵，是它完整、嚴密、合理的情節安排。《泰坦尼克號》的成功，離不開它情節的整一性，事件的連貫性和合理性。電影畫面以年老露絲開頭，采取倒敘的方式，將觀眾引入情節之中，故事的展開，隨著臺詞娓娓道來。中間部分描繪了露絲和杰克的相愛經歷，頗有戲劇性和歡樂性。情節的高潮部分是泰坦尼克號遇險到沉沒的過程，電影情節瞬間又變成了悲劇性。慌亂的逃生場面過后，海面異常安靜，動靜效果對比強烈。漆黑恐怖的氛圍中，出現手電筒的亮光，這是希望的象征，露絲在愛的信念支撐下得救。整個故事情節起承轉合合理、自然、貼切、形象、生動，時刻牽引著觀眾的內心。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事件的結合要嚴密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若是挪動或刪減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會使整體松裂和脫節。”[1]78
觀經典，思當下。一些電影藝術創作，難以深入人心，許多電影的故事情節令人摸不著頭腦，還美其名曰“懸疑大片”。有些電影情節安排不緊湊，連接牽強、不合理，故事的展開不自然，不注重情節的整一性和嚴密程度。“電影講述的故事必須有好的社會內容，必須有好的品質，并且必須注意講故事的方式，那種俗而又俗或不注意講述方式的故事照樣倒盡了觀眾的胃口，一些故事庸俗、千篇一律的功夫片漸漸失去了觀眾正好說明這個道理。”[5]因此，當代電影藝術創作，應該借鑒經典電影作品的優越性，將情節作為創作的核心，遵循情節的整一性、合理性和連貫性原則，妥當安排電影的敘事結構和述說方式，增強電影的藝術效果，創作出激動人心的經典之作。
三、悲劇的藝術效果——凈化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悲劇摹仿的不僅是一個完整的行動，而且是能引發恐懼和憐憫的事件”[1]82憐憫和恐懼之所以產生，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是因為“憐憫的對象是遭受了不該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懼的產生是因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們一樣的人。”[1]97即悲劇應該表現好人由順達之境轉入困境，這樣才更能引發我們的憐憫和同情。悲劇本身，能夠喚起觀眾的審美直覺，即憐憫和同情，在這種審美直覺的支配下，悲劇作品與觀眾的審美心理處于契合狀態，觀眾看的不是別人的悲劇，而是自己的悲劇，他們在悲劇作品中看見了自己的影子，把自身的思想感情投射到作品中。
“苦難是指毀滅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動，”[1]89它更能引發憐憫和恐懼。電影開頭，豪華游輪“雄姿英發”，儼然一位航海英雄的模樣，由于人為的過失，巨輪帶來了災難性后果——死亡。由苦難引發的“憐憫”和“恐懼”，是悲劇審美中的兩種主要情感，而這兩種情感，是要達到一個最終目的，即悲劇產生的藝術效果——凈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悲劇“借激起憐憫和恐懼達到這些情緒的凈化”[1]97。悲劇主人公在人們眼中，往往具有偉大的、善良的或值得肯定的品質，因此當他們在悲劇中遭難后，我們會愛其品質，但又同情其不幸的遭遇。“正因為悲劇的主人公是與我們一樣的人，所以當他們身處厄運時，我們總會不由自主地害怕這樣的災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感同身受的恐怖就必然引起對于主人公的憐憫——這種憐憫其實就是一種自憐，是在對悲劇主人公的憐憫中看到自身的可憐。”[6]也就是說，我們在他者的苦難看到了自己的可憐，這種“自憐”不是單純的審美主體的內心狀態，而是和悲劇作品結合在一起的審美反應。憐憫之情在某種程度上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因為人們從悲劇中看到善良的主人公因為種種原因受到傷害和折磨時，他們會很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自身，每個人都害怕悲慘的遭降臨到自己身上，因此擔心自身安危而產生恐懼之情。
然而，悲劇中的恐懼情緒，卻有利于緩和現實中的負面情緒，進而將這些情緒達到“凈化”，使人冷靜地認識現實社會和人性的善惡。在電影《泰坦尼克號》的高潮部分，巨輪沉沒之時，面對死亡的威脅，人性自私丑陋和高貴勇敢堅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本以為金錢能夠買到一切的卡爾臉上的無辜，甚至最終產生世道變了的懷疑就是對觀眾心靈的洗禮，將電影所展現的人物美上升到人格美的層面上，《泰坦尼克號》對人物的詮釋更進一層。尤其是在巨輪要傾覆的一剎那，眾多船員仍然一絲不茍地為乘客提供救生船，這些忠于職守的船員們沒有一個臨陣脫逃。這種高尚的品質，感動著眾多的觀眾。”[7]可見，電影《泰坦尼克號》帶給觀眾的，不僅僅是一場單純的審美體驗，而是融合了觀眾審美心理與思想感情的評價體系和道德因素，在這種契合的審美狀態下，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高度統一。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詩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張隆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4]歌德.歌德詩歌精選[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
[5]竇小燁.論故事對于電影的重要性[J].當代電影，1998（04）.
[6]朱立元，袁曉琳.亞里士多德悲劇凈化說的現代解讀[J].天津社會科學，2008（02）.
[7]周紹斌.<泰坦尼克號>對美的詮釋[J].電影文學，2013（18）.
作者簡介：
趙 明（1993-），男，壯族，廣西崇左人，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4級美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典美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