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夢迪

摘 要：自2004年《華氏9·11》獲得第57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時，邁克爾·摩爾成為全球談論的對象。這位備受爭議的紀錄片工作者在處女作《羅杰和我》就開創了獨具特色的紀錄片制作理念。本文從真實與觀賞性、表現模式以及存在的問題三個方面來分析《羅杰和我》，從而為當今紀錄片創作提供可借鑒之處。

關鍵詞：邁克爾·摩爾；紀錄片；《羅杰與我》

在紀錄片創作領域，邁克爾·摩爾的紀錄片可謂獨具匠心。其中，《羅杰和我》則是他社會問題紀錄片的開山之作，這部影片不僅延續了邁克爾·摩爾多年的電視雜志類風格，同時運用了調查性電視紀錄片的制作方法，再配合多樣性的素材、探尋式的結構、交叉式的剪輯、個人化的解說，構成了他獨具特色的影像風格。他的這種紀錄片制作觀念在《華氏·911》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在獲得國際大獎的同時，也締造了紀錄片的票房神話。《羅杰和我》所開創以及堅持的紀錄片模式，一直受到了廣泛的爭論，分析這一特點鮮明的影片有助于深入認識《華氏9·11》所掀起的紀錄片熱潮，并思考紀錄片與商業協調的意義，同時為當今紀錄片的創作提供可借鑒之處。

1 源于真實的欣賞

巴贊在《電影是什么》中講道：“一切藝術都是以人的參與為基礎，唯獨在攝影中，我們有了不讓人介入的特權。”在紀錄片領域，許多紀實美學的實踐都在利用這種視聽藝術的本體特點作為表意方式，去影響人們的知覺過程。對于紀錄片的創作，真實性永遠是第一位的，盡管最終作品中作者的觀點無可避免地融入其中，但創作者堅持的原則仍是最大限度地還原與接近客觀現實。不得不說，邁克爾·摩爾作品中的真實巧妙而自然。

在《羅杰和我》中，他除了進行實地拍攝，還借鑒了不同類型的素材，這其中包括了家庭錄像、廣告、照片、電影片段、新聞報道等。同時，摩爾還將這些真實的素材進行整理，通過天馬行空式的組合，使原本并沒有內在聯系的素材表現出了“自然”的客觀真實。他通過大量的家庭錄像素材，在拉近與觀眾距離的同時，又贏取了信任。在試圖說明通用公司關閉制造基地動機的段落中，摩爾將與自己觀點相同人的素材融入其中，既能說明創作者觀點，又能減少導演人為參與創作的痕跡。

在邁克爾·摩爾的紀錄片中，觀眾可以通過電視化的剪輯與敘事來觀賞。旁白解說的大量使用、推動敘事的采訪和取例論證、不同類型素材的拼貼組合、交叉性的剪輯模式以及裝飾性的配樂等等。因此，他的影片基本上屬于調查性電視紀錄片的類型。

調查性電視紀錄片是電視紀錄片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對已發生但內容尚未被詳盡揭露的重大事件以及現存社會問題的記錄。這類影片講究情節的結構性，表現手法多樣化，通常選取一個事件為調查對象來進行詳盡披露，抑或對典型的事件進行詳盡記錄來引起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邁克爾·摩爾的紀錄片具有這類紀錄片的特征。他在完成《羅杰和我》之后的發言以及影片本身，都符合了調查性電視紀錄片的特征。

同時，《羅杰和我》的觀賞性還體現在自身塑造的形象上。影片在開始時就通過旁白的形式將摩爾本身稱為“一個奇怪的小孩”。之后，他又通過天真無知的口吻講述了與羅杰·史密斯的探訪歷程。探訪與其說是過程，倒不如說是愿望，整部影片中的這次探訪是徒勞無益的，但卻是影片的敘事主線。影片中有不少看似笨拙的細節，然而這是摩爾巧妙的表現方式。摩爾在沒有名片證明自己身份的時候，希望通用汽車公司總部大廳的負責人轉達會見羅杰·史密斯的愿望；他在沒有任何介紹信說明自己身份的時候，走訪各個俱樂部調查羅杰·史密斯的行蹤。這些情節都是摩爾巧妙設計與安排的，目的就是用這些現實中自己觸發的情節來論證自己的觀點。

2 混合形式的紀錄片

比爾·尼科爾斯把紀錄片的類型定義為解釋型、觀察型、相互作用型和自反型。《羅杰和我》兼具這四種模式的特征，可將其看作是一部混合形式的紀錄片。首先，在選擇主題以及表現方式上，摩爾選擇了通用汽車公司關閉弗林特工廠事件為主題，又加入羅杰·史密斯的敘事線索，表達了導演對于勞工失業導致城市沒落的態度，引發了社會廣泛的思考。同時，片中大量的采訪，使一些看似偶然的巧遇與導演的解說共同架起影片的親和力與可信度。但是對于影片能否按照解釋型的創作模式來展開，這一點在業界還尚存爭議。摩爾對工廠關閉事件以及周邊城市帶來的影響，他持有明確的個人觀點，整部影片是由他精心組織起來支持這個觀點的。

觀察型的紀錄片很少使用解釋型紀錄片的畫外解說來強調拍攝者的在場性，通常運用長鏡頭、同期聲的方式來表現日常瑣事。《羅杰和我》通過真實記錄失業工人貧苦生活和上流社會的奢華，再加上家庭錄像、廣告、新聞報道、電影片段等，流暢而直接地表現了事件的發展過程和轉折。

尼科爾斯將相互作用型的紀錄片表述為含有一種直接表達“回歸”的特質，這種直接的表達在解釋型紀錄片中通過采訪來完成。相互型紀錄片強調拍攝者引導和搜集信息時的參與性，導演可以現身于銀幕。《羅杰和我》正體現了導演試圖通過交叉剪輯與親自如畫參與采訪來表明自己的想法，在探尋工廠關閉事件的情況時，影片表現了直接表達的特質。

自反型紀錄片質疑了電影拍攝者與電影本身，對其是否能真正具有公正且表達歷史真實性表示懷疑，因此這一類型以懷疑為基礎。《羅杰和我》中的自反表現為導演一開始設計的會見羅杰·史密斯的這一愿望；在播放歌曲“這樣不好嗎？”這一諷刺段落中，羅杰·史密斯在圣誕節的接話與失業工人被驅逐出門的悲慘情景形成了鮮明對比。

就《羅杰和我》這部作品而言，邁克爾·摩爾不僅把互動式的素材、技巧以及講述方式進行混合，同時還將自己塑造成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非英雄式的小人物。影片的序幕，他就以小城鎮的工人自居。而片中的通用汽車公司人員、弗林特官員等則是用媒體來偽裝自己，宣稱他們對美國資本主義的忠誠。在影片的解說中，天真爛漫的孩子與成年人的政治詭辯形成了鮮明的諷刺對比，因而承認了他作為一名城鎮居民在認識上的局限與片面。片中，雖然摩爾是參與者與事件制造者，但他依然能夠完整地控制影片。他通過新聞報道的素材來說明自己是在舊金山記者生涯失意后決定與家鄉同胞共同面對現實困難。因此，這種影片創作人員與失業工人的境遇不謀而合，產生了先天性的認同。

3 潛在的危機

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邁克爾·摩爾將不同形式的紀錄片混合在一起，這樣的做法并不是完美無瑕。在影片《羅杰和我》中，摩爾對于家人參加底特律勞工激進主義運動的事情表示自豪，但是片中那些被提問的人卻否認了人們相互間的一種團結精神，他們甚至不認為還有可能再引起一場成功的罷工。與此同時，影片一方面要面對上層社會人員的健忘與吹牛，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為生存而奮斗的弗林特市民，而最終影片卻沒有為人們提供可選擇的意見，也沒有讓人們看到任何希望。

很多人贊賞這部影片用生動幽默的方式證明整個美國對社區福利的漠視，實際上它的成功在于片中很多綜合性的效果并非是因為摩爾想要精心打造成一個連貫的過程，或是他充滿幽默地想要完成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愿望，而是因為摩爾存在著一種無意識的距離感，這與很多贊同他影片觀點的觀眾相同。

4 結語

《羅杰和我》這部影片表現出的強烈的政治熱情與戰斗激情，為以后邁克爾·摩爾的創作奠定了基礎，這種模式也貫穿了他的創作生涯。他的一系列紀錄片都是針對敏感的社會問題，包括對社會的不公平、政治腐敗現象、利益集團化以及當權者的陰謀等問題的深刻披露。他用極盡諷刺幽默的方式，在嬉笑怒罵間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盡管他的拍攝風格與創作觀念引起了廣泛爭議，但在他完成《羅杰和我》之后的一次發言中可以看出他的觀念，從而對于他之后創作的一系列作品也就不難理解了。他說：“我所有的片子都有一個長期的目標，一個短期的目標。這個電影的短期使命就是把布什趕出白宮，長期的目標也是我自《羅杰和我》以來一貫的目標：我們國家不公平的、非民主的經濟制度不改變，我的片子所揭露的問題就將繼續存在。”

參考文獻：

[1] 馬修·伯恩斯坦（美）.紀錄恐懼癥與混合模式——邁克爾·穆爾的《羅杰和我》[M].

[2] 鐘大年，雷建軍.紀錄片影像意義系統[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