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興貴
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而言，每個人都是生態鏈上的一環鏈，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以及消費行為都在各個方面不同程度地相互影響，這必定是萬象之間互為環境、互相作用的動態平衡關系。而在張藝謀的電影中，所蘊含著的對人類生存困窘的關注，以及強烈的生命意識與豐富人生內容，都在一同建構起人類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文化生態環鏈。
現實世界中的張藝謀和電影中那些張藝謀建構的物化對象，他們之間有著同構性、互交性以及互為闡釋的生命關系。當然，這種生命關系，需要“通過感性形象來顯現。有了這種感性形象的顯現，才算有了藝術作品，也才算有了典型人物性格”[1]。憑借這種感性顯現，張藝謀采取獨特的藝術手法來反映客觀的現實世界，揭示出人的內在靈魂，表現事物的內在本質、展示永恒的品質，探討并提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始終憂慮的人生迫切問題，進而關注人的生存命運、生命過程。而且，張藝謀也從更深的層次上捕捉、反思和確證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偉大民族的精靈，并不斷通過這種多層次審美以及復雜的觀照，把深植于民族血脈中的謂之為“根”的民族精神發掘出來。
在人類發展歷程這一文化生態環鏈之上，張藝謀通過其電影，在充滿了超現實的瑰麗色彩和神秘性質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氣血中透射出對生命的訴求與表達。
一、 文化生態的隱憂：生存悲劇的壓抑和抗爭
置之死地而后生，通過分析死亡，方能洞悉到人生的真諦。生命生存，是人類長久思考的主題以及追求的永恒目標，這是因為，人類只有通過自身的力量對外在世界進行支配，才能實現自我從而達到的一種存在狀態。可是，在張藝謀的電影中，他在對現實問題的理解與主張中，他以別具一格的鏡頭語言，傳達出人類生存的一種文化生態隱憂，投射著對生命“不在場”的理解。
在影片《活著》中，鳳霞（福貴的女兒）的命運結局擱置于大革命的背景下進行凸顯，而跛腳的二喜和失語的鳳霞的結合，深刻地演繹著的生命生存的二律背反：那個年代的畸形產物的跛腳的二喜，作為造反派的“表意符號”而存在。從二喜和鳳霞的相識、相知、結婚，以及后來他為了預防妻子在分娩的時候出現什么意外情況，從而將醫學教授（當時正被專政）“押解”到產房來保駕護航的種種場景，無一例外都充滿了深刻的諷刺。鳳霞不僅是生理上的失語，而且在靈魂深處也遭受失語。她的遭遇，寓意著在那毫無人道與人性可言的歲月中，許多美好的東西都得面對歷史的劫難，都會遭到了破壞，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會患上失語癥。同時，鳳霞和教授的意外之死，也預示著人的存在與人的價值在那種災難的歲月里被無視、被摒棄。通過對歷史背景與人物命運的處理，突出了人物生存與時代的悖論。另外，《活著》中對細節的特寫，也都預示了主人公命運的大起大落。如 “餃子”這一場景，當它在影片中出現時，總是同人們心想事成、和睦團圓的希冀相悖離，與人們對美好未來的企盼所承載的意義相違背。“餃子”的每次出現，福貴一家的傷心事自始至終隨之而至。第一次，家珍從大躍進集體食堂里端來餃子，讓兒子有慶帶回學校吃，可有慶還沒吃到就發生了意外；后兩次，分別都是福貴一家在祭奠兒子與女兒的場景中出現的，從本質意義上看毫無團圓可言，展現于此的餃子，承載著的是對親人深切的思念以及無盡的哀傷，當然也是對生命生存多艱的沉疴一擊。
在影片《紅高粱》中，那一群引頸高歌的飲食男女，敢愛敢恨，具有七情六欲，并非不食人間煙火，他們是活得起，死得值，是真正的民間英雄。他們在面對慘無人道的“活剝”時視死如歸，在面對外族欺凌的鐵蹄時臨威不懼；他們把埋藏起來的酒當作阻擊日本侵略者的武器炸彈，抱著點燃的自制土雷，勇猛地向日本鬼子汽車沖去，這些都是他們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壯舉；“我奶奶”中彈倒下后，“我爺爺”手持土雷沖出那片高粱地，濺得他滿身泥濘之后，直愣愣地站著，猶如一尊塑像；還有“我爹”拉開嗓門，用稚嫩的語調為“我奶奶”唱出的《安魂曲》，這些慘烈、悲壯的一幕幕……是對生命出場的泣訴，更是對雖死猶生、精神不朽的褒獎。
在影片《英雄》中，主要講述了戰國時期，幾位大俠（刺客）謀刺秦王的故事。刺客長風、殘劍及飛雪等人，因為無名劍術高超、能十步之外完成對秦王的刺殺，所以他們信任無名，于是他們舍命相許，先后將各自生死相依的兵器交給無名，讓其帶去獻呈秦王，無名因此而獲得了秦王的嘉獎和信任，終于達到與秦王十步之遙的距離。可是，在無名與秦王相持中過程中，他深受秦王胸懷天下的思想所折服，因此放棄刺殺，而自己則被萬箭掃射，最終扎成“刺猬”。他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在慘淡的刀光血影中，既獲得了生命，有失去了生命。
可以說，《活著》，在對死亡主題的表現時呈現出的是平淡樸實的美學風格，《紅高粱》，在對死亡主題的表現時凸顯的是濃烈悲壯的美學風格，而《英雄》，則向我們展示出了一個不死的英雄。
二、 文化生態的調適：生命的沉凝與激揚
在張藝謀導演的很多影片中，雖然內容各一，題材多樣，但是這些影片通過對傳統歷史生態文化的審視，對生命的頗具個性的深層探尋、關注和思考，始終貫穿著對人的主體性的張揚。張藝謀把思緒、目光聚焦復雜而又隱秘的人性本身，從而挖掘出生命的色彩以及生命的根本。正如李道新所言：“任何題材的電影藝術包括民族題材影片要成為電影藝術史上的真正精品，就必須在創作、攝制中堅持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有機結合和統一，三者缺一不可，渾然一體，只有這樣，民族題材影片才能成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致的精品之作。”[2]因此，在張藝謀的影片中，洞悉到了人類生存的一種文化生態調適，迸發出對生命的沉凝與激揚。
（一）通過具體形象的藝術再現，把人的生存狀態提升為一種生態文化現象，在人性和詩性的和諧統一中，透過人物的命運對傳統歷史生態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
從《紅高粱》中那些高揚原始生命欲求的村民的形象中，看到了張藝謀伸入社會底層的鏡頭，在對邊緣群體關注中，他用獨特的影像藝術語言詮釋了邊緣群體的生命欲求——面對日本侵略者，在那些進行慘烈拼殺、英勇抵抗的鄉野村民身上，也同樣彰顯了別具一格的生存狀態的民族魂。這些鄉野村民，雖然是一群游離于歷史主體的人，但是，他們并非消極退讓的混世者，他們通過自己的不拘一格的活法，一樣浸潤著無畏強敵民族精神。這些鄉野村民，視一切如糞土，雖然尚未獲得文明的教化，但是卻孕育著空前的文明的生命張力，他們在求存圖強的搏斗廝殺中獲得精神釋放，堅強的生命意志力得以迸發。凡此種種，都凸顯出影片邊緣人物的精神底蘊。在《活著》影片中，富貴一家痛失兒女后，再次把全部的希望希冀于外孫身上，富貴和家珍甚至還對被錯打成右派后而不想活下去的春生進行勸說：“春生，你要好好地活著！記著，你還欠咱家一條命！”一切榮辱與過錯，在強大生命意志力面前是多么的卑小！如果說兒子有慶的不幸遭難，使富貴和家珍無力回天，傷心欲絕，那么女兒鳳霞的不幸死亡，則已經使他們能夠無言地接受、坦然面對事實。這足以說明富貴和家珍對生命的異常執著與珍惜。在影片的尾聲里處，兩位老人與外孫在逼窄而又溫暖平靜、充滿生活氣息的小屋里，逗樂著毛絨線的小雞，這是顛沛流離之后所存的親情，富貴和家珍深知來之不易，他們還活著，他們還會活下去。而在《英雄》影片中，欲的俗念與情的困惑已然消褪，長空、飛雪，殘劍已升至“俠”的境界——為“刺秦”，大家可以舍生取義，這是一個“俠義”的茍利國家生死以的世界，雖然也曾有廝殺打斗，但是卻少了些許流血的場面。基調從紅色向綠色和藍色進行轉換，于靜謐唯美的氛圍中平增了些許凄涼與詩意。
（二）通過獨具特色的詩性語言所蘊藉的形象，使影片賦予了別開生面的文化生態審美意境
在《紅高粱》中，張藝謀在顛轎、野合、唱歌、喝酒等情節中投注了較多的筆墨，通過對這些場景的極力渲染，以此來傳達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彰顯民族蓬勃的生命強力。而其中“顛轎”與“野合”是極具代表性的兩場戲。“顛轎”這場戲，花了較長的時間來演繹“我爺爺”等人的生命的狂歡，在肆意“戲弄”新娘的同時，他們也通過“顛”與“唱”來自行其樂，演繹了一幕大眾狂歡的激情和盛況。“野合”這場戲，它是一個神圣莊嚴的性愛儀式場景，傳達著野性與靈性、原始與健全、圣潔與蓬勃的生命意識和生命強力。可以說，“《紅高粱》濃烈豪放地禮贊了炎黃子孫追求自由的頑強意志和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3]在《活著》中，有慶與鳳霞聰穎可愛、天真活潑，他倆的存在，給歷經劫難、屢受打擊的富貴一家帶來溫暖與依靠。但是，這兩個鮮活的生命，竟也在天災人禍中被毀滅了，這給富貴和家珍最為凄慘沉重的打擊，多舛的命運，讓他們連最起碼的生存要求都是奢許。無論如何，他們畢竟還活著，且活了下來，活著就是為了生命的生生不息。而在《英雄》中，英雄們超越了家國情感的束縛以及本能的欲望，終而回歸“天下大道”。影片中，張藝謀用白色意象透視“道”的世界，那怕是死亡，皆是為“天下”而死。殘劍、無名等這些英雄對“天下大道”的認同，實質上是對儒家“天下”“仁恕”之道，以及道家“道勝于技”等文化生態理念的回歸。
（三）在對人的存在的關注與對人的主體性呼喚的藝術探索中，憑借人性和詩性和諧交融的審美境界構建了空靈的文化生態藝術風格
在《紅高粱》中，那“殘陽如血”下的一片茂盛青翠的野生紅高粱場景中，令人神往，充滿了江山如此多嬌的詩情畫意：自生自滅，但卻生生不息的紅高粱與一群迸發出原始生命欲求與爭脫一切羈絆的鄉野山民。二者之中有著許多內在的契合之處，此情此景此時的構圖和色彩的完美組合，可以說，直抵天人合一的藝術境界。在《活著》中，張藝謀把直接鏡頭對準了死亡，憑借簡樸而平凡的畫面，傳達出了他對于中國人的生命力意志的超常的感悟——生命是最渺小、脆弱與艱難的，人，要為自己活著。但與此同時，人首先得按人性生來就要求的那樣有滋有味、熱火朝天地活著，進而再言說活著的意義。而《英雄》中，其本身不是寫實的，而是寫意的，那幾個堪稱經典的武打場面無一例外都充滿畫意詩情——無名和長空在棋館里的兩大高手對決，二者之間的打斗皆是在意念之中進行的，凄迷的細雨隨風飄至以及悠揚的琴聲相應和，讓血雨腥風決斗變成了一場經典唯美的武術表演。飛雪與如月胡楊林里為情而戰，二者身著紅色長裙，衣袂飄飄，上下翻飛，如同兩團紅色火球，再伴以落葉紛飛，構成了極其美妙畫面……這一切，無不向我們展現了人性與詩性交融的繪畫般的藝術旨趣。
三、 文化生態的意蘊：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夏衍曾經說過：“電影是最富群眾性的藝術，創新和探索，要在兩方面下工夫，一是內容，二是形式。在形式方面，也應該考慮到中國人民的接受水平、審美習慣，‘新到群眾不喜聞樂見，那就失去了創新的意義。”[4]這是因為，“形式是藝術本身的現實，是藝術自身”。[5]張藝謀所導演的影片，善于在美丑的互動中、在事物的發展轉化中彰顯人性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把存在于歷史性的真理的瞬間，客觀地揭示出來，進而為人們構建起思索的深邃空間。無論是《紅高粱》《活著》，還是《英雄》，詮釋著人類生存的一種文化生態意蘊，對人類的“存在”賦予鮮明的生命價值與意義。
可以說，《紅高粱》譜寫了一曲民族生命強力自由張揚的贊歌。在影片中，把“我”的回憶作為敘事的角度，從“我奶奶”與“我爺爺”極富傳奇色彩的“愛情結合”以及“抗日斗爭”的故事中，傳達出了敢生敢死、敢愛敢恨的民族凝聚力與生命強力旨趣。他們面對異族侵略，世人遭受殘酷摧殘、任意踐踏的暴行時，長歌當哭，用悲壯、凝重的調子喊出了中華民族為了生命的自由而不屈的時代強音。同時，《紅高粱》中所敘寫的故事，拋開理性邏輯的桎梏與物質功利的纏繞，凸顯著張揚的人性。影片中“我爺爺”同轎夫們的“野”性勃發，無所顧忌地捉弄“我奶奶”的行為方式，以及“我奶奶”那不屈于陳規、命運與禮儀的個性，一覽無余地把那對精神自由的本能的渴望與蓬勃的生命力給彰顯出來；在那用高粱穗鋪城的綠色圓狀圣壇上，“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合”場景，則是他們強烈的反叛精神于兩顆苦難的靈魂深處唱響出的一曲生命歡歌；兩次悲壯的“祭酒神”場面，殷紅的背景下觥籌交錯，十幾個赤膊的強壯血性漢子，端著盆兒般大小的碗，仰天長嘯，怒吼著著那令人蕩氣回腸的“見了皇帝不磕頭……”的祝酒歌。影片中，一次又一次地展現著人的精神的自由與釋放，強有力地彰顯著原始蠻荒中生命的強力——敢愛，敢恨，敢生，敢死，進而完成了從對個體的頌贊到對整體生命的謳歌的華麗轉身。“《紅高粱》表現……在一個非常惡劣的生命難以生長、人性正常發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生命不屈地生長、人性不屈地掙扎……我第一次看到這樣洋溢著生命的酒神英雄。這是一首我們民族的生命贊歌。”[6]
在《活著》中，徐富貴這個主人公，從年輕時代起對活著就很懼怕，因為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會怎么樣，也曾經有過找一根褲帶把自己吊死的念頭。徐富貴在不斷地經歷著一個個繁復的悲劇處境的體驗過程，他也在無可奈何地目睹一個個死亡的過程中茍且地活著；另一方面，與電影名字一樣——活著，那怕生活是如此的凄涼悲慘，也應活著，堅強地活著。只要活著，雖然有痛苦但一定也會有有希望！
而在《英雄》中則體現了和平、統一的主題：該片圍繞兩個智者的對話展開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雙方斗智斗勇，最終實現了生命智慧的水乳交融。秦始皇為統治者的化身，他的生命智慧是統一天下；無名是千千萬萬被統治者的化身，他的生命智慧是反對暴力追求和平。剛開始時，無名出于對趙國利益的角度考慮，懷揣著對秦王進行刺殺的想法，堅決反對秦始皇的武力吞并，之后憑借其超人的智慧與膽略，達成近秦始皇十步得以刺殺的愿望。但是，當無名的“圖謀不軌”被揭穿后，無名說出了真情，從而使得秦始皇無以復加地敬佩殘劍，秦始皇在面對殘劍書寫的“劍”字之時，頓悟出了手中無劍心中有劍，手中無劍心中無劍的天人合一的王者之道。無名也因此悟出了殘劍所贈“天下”兩字的深刻內涵，認識到了消除紛爭，實現統一的寶貴，放棄了刺殺秦始皇的初衷。本來相互對立并要展開生死決斗的兩方，通過一場生命的對話和智慧的搏斗，各自都接受了對方，實現了生命智慧的天人合一，和平統一的主題躍然銀屏之上。這恰如黑格爾所說：“沖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辯護的理由，而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的卻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7]
綜上所述，張藝謀在其導演的影片中，通過對人物形象的敘寫，把他們放到了一個更富于歷史感的立足點，去強化民族的自覺，張藝謀也把審視的目光透射到人物的生存上，去找尋民族自身的出路，從而獲得了具有樸素生命狀態中的哲學意味。這種對民族文化生態傳統的全新理解，當然更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這一文化生態環鏈上另一新的圓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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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王一川.張藝謀神話：終結及其意義[J].文藝研究，1997（5）：68-79.
[5]馬爾庫塞.審美之維[M].北京：三聯書店，1989：120.
[7]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