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者和崇拜者的身份,對拿破侖人格、個性、軍事藝術、政治觀點、...
季夫萍 李艷華
網絡媒介的發展，使得人類擺脫傳統媒體時代的限制，創造了全新的網絡傳播新紀元，2016年，也被稱為“中國網絡直播元年”。網絡時代信息的傳輸方式，使得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女性作為中國網絡直播群體中的“主力軍”，也使得網絡媒介成為她們表達自我話語權的窗口。網絡讀圖的大數據年代，女性在網絡中的媒介形象建構，也是她們自我意識和自我身份認同的衍射，本文選取網絡直播中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以傳播學理論和女性形象建構理論，從獨立人格的主體、欲望化的客體和物化的客體三個語義相貫通的方面，來表述和闡釋網絡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多重意蘊。
一、 獨立人格的主體：獨立并智慧的女性形象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性，就是把各種類型的社會文化、社會行為和宇宙秩序放到一起，宇宙秩序人際化，人際關系宇宙化。”[1]男女關系的主軸便是：男性是施恩者，女性是受恩者。前者是恩人，后者只能報恩不已，并進一步成為男性把玩、欣賞和“被看”的對象，而糅合在傳統文化中對女性的壓迫，主要是由傳統文化對性別角色規定來完成的，這樣傳統女性的地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最為深層的淵源。她們沒有自我話語權表達的渠道，也失去了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完整個體的權利，成為施拉姆眼中的“魔彈論”的典型代表。網絡讀圖的大數據時代，徹底顛覆了傳統媒介的傳播模式和特點，使得每一位受眾由信息的被動接受者，演變為信息的主動發布者和主動接受者。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女性意識開始覺醒，逐漸從男性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開始借助網絡的開放性和互動性來訴求自我和表達自我，成為開始獨立思考并表達自我話語的完整個體，并成為不可阻擋的強大力量。
學者戴錦華教授曾講：“性別議題經常是一種‘表征，其背后是一個更大的、更糾纏的、更急迫的社會問題。當然，那些社會問題會表現在女性身上，最終，也會首先地降落在女性身上。”[2]借助于網絡傳播的大眾，女性話語權也得到釋放。2015年開始，papi醬開始在微博自媒體上用自我扮演的方式來表達自我話語權，一時間圈粉無數，直到2016年7月11日，papi醬的直播首秀，才在8家平臺同步進行。正如觀眾提前預知的一樣，papi醬還是那個在微博上嘲諷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女性存在，在“畢業季”的主題直播中，解答著粉絲關于個人問題的種種困惑，例如她回答了自己當時考取中央戲劇學院的故事以及自己在大學的戀愛等，其女性意識的覺醒遠甚于傳統媒體時代對于女性權威的宣揚。papi醬網絡直播的擬態環境里，觀眾視其為“意見領袖”，引領著這一類女性的情感表達和自我抒寫，也正是借助于網絡，papi醬實現了對男性掌握并把控話語權的沖擊，將女性從沉默的、被動的接受者，演變為主動思考并表達自我的主動行動者。
對于廣大女性來說，她們長期被圍困在男性主導的世界里，對于社會現象的失聲和失語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現代的獨立女性應該是自覺的具有獨特女性視角、女性經驗、認識和體驗的新式女性，應該是具有和男性平等的話語力量，來對抗和解構以父權制為主要標志的傳統男性霸權，建構男性和女性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諧和進步的社會新范式的女性。網絡媒體的迅猛發展，為女性提供了自由發展的新途徑，女性的話語空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成為她們自我話語表達的新渠道。她們用自己的“意見領袖”身份，來引領廣大女性走向自立自強的新女性主義道路，成為擁有獨立人格和智慧的女性形象。
二、 欲望化的客體：身體魅惑狂歡的女性形象
網絡媒體與性別的結合并不能過于理想化，大眾傳媒與男女平等價值觀的傳播，既存在一致性，也有相互之間的張力。網絡在為女性表達話語權的同時，也復制甚至強化了現實生活中的性別歧視。網絡媒體對“被看”女性形象的聚焦，即是對男女平等和先進性別文化的公然挑戰。“在瀚如煙海的網絡視覺文化內容中的女性形象卻并不豐富多彩，而是呈現出模式化和刻板化的特點。”[3]在網絡中，更多的女性自愿將“女”與“色”結合起來，極力渲染美貌、性感與女性的關聯，將自身演變成男性欲望化的對象，成為身體魅惑狂歡的女性形象。
（一）身體狂歡的女性形象
法國女權運動創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父權制下的女性是有別于男性的第二性。”[4]網絡所呈現的女性表象，即是在擬態環境下對女性作為“第二性”的媒介再現。中國是有著幾千年父權制觀念的國家，對女性身體的窺視與歡愉，曾是父權制強加在女性身上的符碼，同時，網絡的虛擬性和交互性使得男性對女性身體的窺視達到了極致。而缺少獨立思想意識的女性，在長期由男性把控的社會中逐漸形成身份認同危機，也就在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到大眾傳播的轉變中失去自我，用自己的身體化為各種性別隱喻符號，魅惑著男性而存在。
施拉姆指出：“傳播被視為魔彈，它可以毫無阻攔地傳遞觀念、情感、知識和欲望。傳播似乎可以把某些東西注入到人的頭腦，就像電流使電燈發出光亮一樣直截了當。”[5]在各大直播平臺上，不少女性將自我身體看作是吸引男性受眾的標桿。她們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光鮮的衣著，精致的妝容和大行其道的小資情調，使得“白富美”和“白瘦美”這類女性形象成為了女性艷羨而男性追求的理想對象，成為女性引導男性受眾進行消費的身體符號。例如在六間房的某女郎的直播中，有不少男性受眾要求其跳舞和脫衣，并擺出各種魅惑的姿勢來滿足男性對其自身的窺視欲，以此來賺取男性受眾贈予的各種直播平臺獎勵。這類女性將自己視為身體欲望的魅惑符號，成為信息“傳播流”中性別隱喻符號的存在，用身體狂歡來滿足自我虛榮和金錢虛榮，“活生生的人只能用性特征來表示，豐富的人的內涵在這里被抽掉了，豐富的人的價值被淹沒了。”[6]
（二）性色狂歡的女性形象
作為一個以男權為中心，以父權、男權的利益為價值標準的人類世界，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通常所說的“女性文化”“生態女性”等，嚴格說來都未得到真正的建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文化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屬，是不重要的客體，是“他者”。正因如此，網絡媒介中所反映的性別權力關系清一色地呈現出女性取悅男性的傾向。而當前的網絡直播因為缺少類似傳統媒體的“把關人”的角色，呈現出色情傳播把關不嚴的傾向，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投身于將自身身體化為性色傳播符號的隊伍中。
當今社會中，男性仍然掌控著絕大部分的話語力量，而女性話語在網絡直播中的呈現在內涵方面也鮮有特色，甚至有的女性直播唯性與色不歡。這類女性完全視自己為吸引男性的性符號，而把自身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精神淹沒在情色中，即使她們活躍在網絡直播空間中，也只能算作是一個缺席的在場者，并只能把女性意識的萌發帶入到盲人摸象的尷尬境地中，其最終結果只能是遭到直播平臺的封殺。
“人的行為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進行的，從實質上說，人的行為也就是調節自身與環境關系的活動。”[7]網絡媒體與性別的結合，并沒有完全使女性從男性的權威中走出來，而是在網絡的擬態環境中將“女”與“色”結合起來，這既不符合文化接受的客觀規律，也有悖于中國特殊的文化語境，特別是忽視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對女性的解放意識。“情”與“色”在直播中的呈現，嚴重阻礙了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思想的解放，也造成了女性文化資源的浪費，使得女權主義所倡導的建構與男性平等、和諧的兩性關系形同虛設。
三、 物化的客體：淪為商品社會附庸的女性形象
互聯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信息傳播平臺，它既是個人信息處理的工具，也是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的手段，而大眾傳播也是它的一個基本功能。更有甚者，麥克盧漢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論斷，那么網絡作為大眾媒介的有機組成部分，就理應被看作是人體的延伸。2016年是網絡直播元年，由此而形成的一種被稱為“眼球經濟”新型的注意力媒體。網絡媒體龐大的受眾群和紛繁復雜的內容呈現，決定了網絡直播中誰吸引了受眾眼球，誰就能在網絡中維持生存和發展。“正因為如此，受商業利益驅使的網絡媒體在媒介生產過程中才會將女性物化為性感的尤物，以此來招徠網絡受眾的注意力。女性在網絡中被如何描述，首先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8]網絡市場化的運作對女性形象進行了商業化的利用，哪里有對女性視覺化、對象化的消費，哪里就會有滿足這種消費的生產。網絡本身的趨眾性和趨利性，直接導致了網絡媒體對女性形象的物化和商品化，而缺少獨立意識的女性就完全淪為商品社會的附庸。
“男性觀看、女性被看”最早是約翰·伯格1972年在讀解歐洲裸體畫時提出的，伯格指出“女性自身的觀察者是男性，而被觀察者為女性”。[9]美國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也指出，在一個由性的不平等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起決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風格化的女人形體上。有些網絡直播中的女性，或許不像身體魅惑狂歡的女性將自己完全視為吸引男性的性符號一樣，但她們也仍然青睞于自身的“身體敘事”和他人的“身體敘事”，踩著道德和法律的底線，游走在性色邊緣的灰色地帶，搖擺著，猶疑著。特別是女性的身體，在為男權社會所控制的同時，也被當作資本和商品被開發。2016年，在某直播平臺上，一名女性網絡直播專門搭乘出租車直播下晚班回家的空姐。該網絡女主播在出租車上將鏡頭對準空姐，并引誘她們說出各種帶有隱晦性質的話語，并直播她們的身體，供受眾端的男性群體來觀賞和消費，而這部分女性并沒有制止網絡女主播的不當行為，由此以往，空姐的失聲和失語，成為諾依曼理論下“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代表，也成為了男性觀看、女性被看的欣賞符碼。網絡女主播雖然因此留住了受眾，刺激了男性消費，卻抹殺了女性主體性和多元性的存在，她們的身體也成為了商品的物化體。
正是由于網絡時代商品社會的盈利觀念和傳統性別觀念對男性中心主義的張揚，共同規訓了女性在網絡中“被看”的性別形象。大眾傳播時代與商品社會的結合，共同促成了男性凝視、女性景觀的另類。網絡的趨眾性和趨利性直接導致了對女性視覺化、對象化的消費，在“男性觀看、女性被看”的背后，是網絡對男權的縱容、慫恿和不作為，也是對女性多元化、主體化人格意識和獨立精神的抹殺，這些女性應該在大眾傳播時代盡快實現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共同建構與男性平等、和諧的新型兩性關系。
結語
大眾傳播時代，媒介生產中的社會性別編碼，其實質就是性別文化和性別意識在媒介技術中的反映。網絡媒介的崛起，客觀上為女性的生存發展拓展了空間，成為她們表達自我話語權的新途徑。但是，在網絡讀圖時代的視覺文化中，對女性形象的建構和呈現卻依然真實地反映出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秩序，女性依然是男權社會控制、把玩、欣賞的對象，并在消費社會的大背景下成為了物化的客體，它將有可能扭曲男性對女性的認識以及女性對自我形象的認知。因此，女性要完成慎獨、規制與積極女性形象的塑造，從身體魅惑的欲望化的客體和淪為商品社會附庸的物化的客體中脫離出來，完成從“子彈論”下喪失自我意識的軀殼到自動進行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成為具有多元性和主體性的獨立人格主體。同時，媒介也要進行自我反思，堅決反對女性身體魅惑和物化的形象構建，做好“把關人”，并致力于倡導正確的網絡時代消費觀念，積極構建有助于男女平等、和諧的兩性關系發展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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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錦華.當下的性別想象中，深刻地存在著“多妻制”幽靈[J].鳳凰網文化，2015：12.
[3]范高寧.身體的狂歡：女性形象在網絡視覺文化中的困境[J].2012（9）：67.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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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承富，全志剛，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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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長秋，李斌.性別與傳播——網絡媒體中“被看”的女性形象[J].文化與傳媒，2015（3）：189.
[9]（英）約翰·伯格.觀察之道[M].戴行鉞，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