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全球性 中國電影的新路向
白潔
近年來，隨著電影市場的繁榮發展，各種類型片紛紛登上舞臺一展風采，爭奇斗艷，可謂是迎來了國產電影的黃金時代。此時，具有幾十年歷史底蘊的主旋律電影該如何應對新的市場形勢，開拓出既具有波瀾壯闊的時代主題又不失真善美的藝術水準的創作新路徑，這無疑是主旋律電影在新時代面臨的重要考驗?！都t海行動》在如此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以36億票房的優異成績和絕佳口碑異軍突起，再次印證了主旋律影片向新主流方向發展的市場化轉型新途。該片以時政化的故事選材、全球化的拍攝取景、科技化的戰斗場面、寫實化的視聽效果等四個標準，取締了傳統主旋律影片的宣教模式，成功激起觀眾的愛國熱情與民族自豪感，并有效推動了大眾消費意愿。港陸通力合作的制作模式充分展現出導演林超賢的動作片功底，人物情感如草蛇灰線般伏行千里，使戰斗場景迸發出摧枯拉朽的爆發力。文章將以《紅海行動》的藝術創新為突破口，綜合分析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的創作風格，以探究過渡時期主旋律影片的市場化轉型新方向。
一、 從抒情文戲到燃情武戲的風格轉向
傳統主旋律電影如《智取威虎山》等，因其年代特征與宣教功能的要求，不得不將武戲與文戲的比重進行調整，文戲內容大大增加，二者基本屬于分庭抗禮的對等關系。隨著電影特效技術的發展，主旋律影片在國家意識的主導下吸引了大量市場資金，其武戲場景的品質也有了飛躍，逐漸向“高、精、尖”的科技化戰斗過渡，追求國際視角、實景拍攝，更是近年來戰爭題材影片的主流趨向。《紅海行動》的導演林超賢原是動作指導出身，堪稱香港警匪類型片的鬼才導演，在創作《證人》系列、《逆戰》系列后，他將重心轉至國產主旋律影片的拍攝。從邊緣化角色的書寫，到刻畫特戰隊員這類精英群體，人物視角的改變近乎顛覆了他的個人風格，但林超賢作品中的精髓——利落的故事線、燃情的動作戲，卻被該片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來。
該片的情節經過了極度簡化處理，削去了不必要的細枝末節，使得故事主干尤為挺拔——蛟龍特戰隊的八名隊員，為撤僑行動而浴血奮戰。導演塑造人物的筆法也極為簡練，隊長楊銳、狙擊手顧順、爆破手徐宏、女機槍手佟莉，這些角色的個性被隱藏在軍人身份的共性下，觀眾在絕大多數時候看到的都是屬于一個群體的堅毅持重。導演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寥寥幾筆勾勒出了蛟龍們奮戰的英姿，沒有過多情感贅述的角色顯得十分果敢利落，符合大多數觀眾對主旋律人物的期待視野。導演刻意削弱敘事力度，為武戲與文戲比重的顛覆埋下了伏筆，在這部片長138分鐘的影片中，武戲占比達到全片的3/4以上，高密度、高爆點的動作戲排布，使《紅海行動》的情節充滿了熱血燃情，在引爆觀者視聽熱潮的同時，也改觀了文戲空洞流俗的煽情風格。頻繁的鏡頭轉場切換，高速的追蹤式跟拍，各種尖端裝備應接不暇，遠距離狙擊與近身肉搏的交替出現等，使得該片那無懈可擊的動作戲碼足以媲美好萊塢戰爭大片。而坦克、護衛艦、艦艇、運輸機、火箭筒等多種武器的出現，更加升格了影片的戰斗場景，讓觀者收獲了震撼感官的視聽效果。
一味追求武戲的宏大場面可能會導致電影走向空心化的極端，在壓縮文戲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情感宣導與表達，決定了電影最終的思想層次?！都t海行動》將主人公的情緒符號，自然地安插在每一場沖鋒、每一次行動中，用槍械的炮火表達人物內心情感的宣泄。片中不乏石頭的糖、心形的照片等溫暖人心的細節，但炮火紛飛的戰場早已吞噬了人本能的感情，對訓練有素的蛟龍們而言，勝利即是最好的告慰。因此，用細節穿插的方式代替大段文戲，從而為武戲的展開保留空間，導演林超賢的這種布局思路頗具獨創性。反觀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因時代創作局限，難免一味沉湎于主流思想的直接灌輸，而讓人產生觀影疲勞甚至排拒心理，反而不利于激發觀眾的激蕩豪情。《紅海行動》在開拓商業市場的同時不失為對人物身份的話語詮釋，從宏觀價值觀念的宣揚到微觀人物情感的把控都恰到好處，可以說，是國產主旋律影片探索創作新路的典范。
二、 從男性主導到性別淡化的角色轉換
無論是就林超賢導演的藝術風格，還是以主旋律電影的審美標準而言，《紅海行動》這類影片的內核都是“硬朗”的，全程陷在緊張慘烈的戰斗中，蛟龍戰隊的鐵血意志、貫穿全片的家國大觀，這些元素給觀者的感覺始終是嚴肅、神圣而不可撼動的。在戰爭題材冷峻殘酷的色調中，軍人情懷鑄就了鋼鐵般質感的精神符號，與其對應的人物形象，理所當然是硬朗的、剛強的，這使得男性角色成為了同類題材的主導，女性角色的空間被壓縮到一個逼仄的角落里。將傳統視角下弱勢的女性，置于充滿死亡危機的戰場上，使其成為男性角色剛毅氣質的陪襯，甚至完全無助于情節推進，這種“花瓶”式的女性角色在戰爭片中不在少數，導致觀眾已然習慣了女性缺位或被置于保護地位的創作模式。
相比之下，該片的確也是一部男性話語占據主體優勢的影片，然而導演卻大膽地啟用女演員拍攝大段武戲，蛟龍特戰隊中唯一的女“蛟龍”佟莉可以說是影片最出彩的一筆。她板寸+肌肉的造型完全不遜色于任何男性，戰斗能力也是全隊中數一數二的高手。在隊長提議用佟莉交換女人質時，大家一致反對，原因是佟莉更適合肩扛重機槍沖鋒在最前線。這樣的設定徹底扭轉了傳統戰爭片“英雄救美”的兩性關系，剝離了束縛女性已久的柔弱標簽，當大眾習慣性地將戰爭題材中的女性，看作男性的心理壁壘、家庭港灣、情感眷屬時，冷靜堅毅的佟莉賦予女性另類的美感，審美特征上的標新立異，同樣是《紅海行動》的創新之處。
作為片中另一位主要女性角色，夏楠的形象則更加貼近現實走向，初登場時的神經質、執拗突顯出了女性情緒化的特點。一個毫無戰斗經驗的記者，被血腥場面嚇得大口喘息，卻比誰都賣力地搜集“黃餅”的線索，為實現定位追蹤不惜以命相搏，她近乎苛刻的認真背后，是丈夫孩子慘死于恐怖分子手中的慘痛回憶?！拔乙涂植婪肿铀栏傻降?！”夏楠的嘶吼不禁令人肅然起敬，平民、女子、手無寸鐵，她所傳達的生命信號與精神意念卻絲毫不遜色于男性。本片顛覆了戰爭題材的審美傳統，用消解性別特征的方式換回了女性角色的蘇醒，在大眾意識更為開放多元的今天，多種審美意趣的女性形象無疑是對性別平等的助力，夏楠、佟莉等角色實現了當下普泛的女性自主話語與消費意識之間的對接，這同時也是影片重要的“增值點”之一。環顧電影市場的接受群體，不得不承認，女性觀眾占了絕大部分比重，她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建構，對時代浪潮的主動迎擊都佐證了女性意識的真正崛起。因此，《紅海行動》對女性觀眾的感官沖擊一定程度上為其贏得了大量的市場。
三、 從宣教意識到商業創新的市場轉型
“主旋律”一詞于1987年首次被運用于電影類型范疇，指代國家意識與主流價值主導下的藝術宣傳片，這種“輕消費，重宣教”形式的影片一貫踐行非市場路線。隨著21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業內娛樂化、消費化的勢頭走俏，主旋律影片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脫下空洞的政治說教外衣，變口號式的宣傳為大眾心理認同，是主旋律電影轉型的關鍵問題。
反觀近年來歐美戰爭題材佳作，例如《血戰鋼鋸嶺》《敦刻爾克》等，無一不由真實戰役改編，導演卻試圖在客觀史實與傳統好萊塢式的故事架構下，尋找內涵層次的突破，為片中人物布下了一出自我救贖、人性考驗的心理牌局。對戰場真實的呈現、對生死去留的抉擇、對反戰真諦的追尋、對人類共同命運的反思，好萊塢戰爭片所承載的鮮活情感，讓它們在別樣的國度依然“叫好又叫座”，這恰好是過去國產主旋律電影的欠缺之處。國產電影要想尋求出路，定要秉持“拿來主義”的原則取他人之長，彌補自我缺陷，沒有人情、一味吶喊式的宣講注定是蒼白無力的?！都t海行動》能夠在排片份額不占優勢的情況下，逆襲成為賀歲檔的頭號黑馬，已經能夠證明觀眾對本片強烈的情感認同。導演林超賢借鑒了好萊塢戰爭片的鏡頭語言，以客觀視角打量全局，以動態攝影追蹤人物，如此分工既是為了表現宏觀視野下冷峻無情的戰爭場景，更是為了突顯“人”的關鍵性作用。電影開篇艦長有過這樣的提問：“你聽說過‘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尸還嗎？”該片對于家國與個人關系的宗論，從一開始便建立于捐軀為國、視死如歸的軍人精神上。蛟龍特戰隊在撤僑行動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危局，無論是最初8人對抗100人的絕地反擊，還是最后女機槍手佟莉與恐怖分子的狹路相逢，對角色而言，都是自我較量與心理承重的考驗。同類題材電影中，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抒寫不在少數，觀眾早已對刀槍不入的主人公產生了審美疲勞與質疑心理，該片敢于摒棄英雄的神性，細膩深入地刻畫特戰隊員的“人”性。因此，觀眾能夠看到他們在面對慘烈戰場時的不適，在戰友犧牲后的脆弱傷感，以及生死抉擇時，作為“人”最尋常不過的徘徊不舍。片中角色情感的適時出現，讓觀者找回了久違的真實，憎惡戰爭本是常人最自然的心里流露，懼怕死亡也只是人類原始的條件反射。不同于傳統戰爭片為保留英雄情結，而抹殺人物情感的做法，《紅海行動》中的蛟龍戰隊，以傷亡過半的慘烈結局換來僑民的人身安全，在8名隊員身上觀者看到了捍衛和平的堅定信念，更看到了對生命美好的留戀與眷念。
早期主旋律電影往往以真實統帥與虛擬士兵的模式布局，旨在以強大的情節向心力凸顯英雄，該片卻開創了平民英雄崛起的先例，這是大眾文化消費觀念的大勢所趨。有觀點認為大眾文化讓嚴肅的英雄形象流于鄙俗，甚至部分平民英雄身上帶有審丑的特征?！按蟊娢幕运约核O定的英雄模式和樣式，消解了主流文化所倡導的英雄主義，社會大眾在大眾文化的英雄模式的誘惑下，也就是對主流文化所宣揚的英雄產生了懷疑?！盵1]從這個角度而言，《紅海行動》可以說抓住了為平民英雄正名的契機，實現了大眾文化與主流意識的價值融合。8位隊員都是鏡頭下的聚光點，他們踐行人道主義、捍衛人性尊嚴的行動，就是對國家形象的最好書寫。影片刻畫淡化了意識形態滲透，將國家使命、人民期望等上層建筑的問題，置于舍身忘死的蛟龍隊員身后，沒有任何隱喻與明確的政治符碼，而是通過高密度的戰斗場面體現“蛟龍”們誓死保衛人民安全的信念。這樣潛移默化的傳導方式，充分發揮了主旋律影片應有的愛國教化功能，在不顯山露水的影像時空里，完成了對民族自強、家國自信的現實抒寫。
結語
近三年，我國電影市場連續三部現象級主旋律電影《湄公河行動》《戰狼2》，以及2018年開年的《紅海行動》，幾乎占據了同一時段電影口碑、票房與社會關注度的巔峰，本文認為這一現象是值得深思的?！爸餍呻娪吧虡I化，商業電影主旋律化”[2]的雙向演變趨勢之所以出現，與國家倡導、與大眾選擇都是密不可分的。電影市場化的浪潮一度帶來了娛樂時代的紛繁喧囂，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吸納資本、引流資本的巨大能量，它徹底改變了國產電影的舊有秩序，使自主話語的天平向大眾不斷傾斜。主旋律主動向觀眾靠攏并獲取心理和解，市場化轉型的努力將傳統題材、傳統風格與新時代的觀影要求密切結合，共同造就了“新主流電影”的橫空出世。《紅海行動》的成功也必將為這個新生類型注入一劑強心劑，在自身取得輝煌成績的同時，帶給后來者無限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法）羅蘭·巴特.神話——大眾文化闡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2]路春艷，王占利.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與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J].當代電影，2013（8）：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