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改編中的敘事性與批判芻議-作者:明民中國<IMG>作者:明民中國
韓冰霜
作為一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被稱作民族脊梁的文學巨匠，魯迅先生的經典文學作品為20世紀初葉那個近乎暗無天日的時代帶來了穿透黑暗的一束耀眼的光明。毛澤東評價魯迅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時，更盛贊其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一、 大眾傳播過程中魯迅作品的文學性
（一）魯迅生平與人生歷程
魯迅先生出生于19世紀末葉的浙江紹興，原名周樹人，乳名阿樟，1918年5月15日，魯迅先生第一次以“魯迅”這一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轟動東亞文壇的《狂人日記》一文，并由此一舉奠定了中國近現代史著名的“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史白話小說的新文化基石，僅從這一意義而言，魯迅先生已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式人物。許廣平與朱安是魯迅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女性，相對于志同道合的許廣平，反而是朱安這一由封建傳統強行進入魯迅人生的角色，令他對封建禮教中“禮”的沒落，以及封建固步自封傳統并行伴生的壓抑且荒誕的命運產生了過載式的刺激，亦由此孰促他與封建禮教進行了義無反顧的抗爭。影片《風雨故園》所截取的一個時代與生活的片斷，即從歷史與文化的另一層面，以感情線、行動線、生活線三位一體地深刻反映了魯迅由風雨如磐的故園而北平、廈門、上海等地，在生命歷程中求真、求實、求是的生命不息斗爭不止的精神風骨。
（二）文化藝術教育洞見
魯迅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山級大文豪，其豐富的文化底蘊不僅體現在文學素養的精深上，而且更反映在其對包括美術在內的藝術的情有所鐘上；同時他更是一位慧眼獨具的鑒賞大家，其對社會文化的洞察力、說服力、規訓力等可謂一時無兩。魯迅對中國藝術尤其是前衛美術的誕生更是給予了慷慨且卓越的推動與襄助，他的藝術品位從其作品的左翼木刻裝幀選擇即可見一斑，即便是在半個多世紀的今天，依然透露著一種生猛強烈、醒目峻朗的神采與神氣。并且，在魯迅不足二十載的文化生涯之中，經他譯介、推薦、撰寫的美術文論等作品時至今日依然閃耀著十足理性的卓然風采。魯迅以一介文學作家之力，攪動了一個大時代的藝術波瀾，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上，魯迅對與教育和影視關系至近的視覺文化有著非凡的洞見直覺。
（三）崇高的文學地位
魯迅在姓名用字上所喜用的“豫”字，取《易經》中豫卦的出師征伐之意，這種一往無前的斗爭精神，亦貫穿了他的整個生命歷程，同時，更象征著魯迅所向披靡的盡顯鋒芒的文學性。魯迅作品中的文學性有著遠超其表象化與具象化的形而上性，由眾所周知的四種層級的文學家的擘分可見，最低一級的層次大抵在于以其文學文本由抽象圖符而較為膚淺、單純、具象地描驀現實，以供人茶余飯后消遣而已；由此向上，則是以文學文字透過現實，得以站在歷史與文化的高度，在第一層級的基礎之上向人本本身遞進并圖解著現實；再向上一個層級，則是以其文學文筆，而在第二層級的基礎之上，透過深刻體察而為文學作品建構出豐富多彩、復雜鮮活、多維立體的人性化表達；而最高級的層次則屬于一種超脫了物質層面的精神層級，這一層級真正意義上地為文學作品建構起了穿越時空的生命力，雖為現實困境所重重圍困，但卻仍有著一言即能大殺四方穿透任何阻障的內核，客觀而言，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恰恰即在這一層級甚至之上。[1]
二、 魯迅文學經典的電影改編敘事性
（一）敘事共鳴性
魯迅以其縱橫決蕩的文風，操控著文學自由王國的甲兵，揮斥方遒指斥、解構、諷喻現實，在一個堪稱崇高的精神層級上，以其“民族魂”的文學性，而成為近現代中國文化歷史中最具人民性的第一人。他自始至終站在人民一邊，以生命為人民的覺醒呼號吶喊，其文學經典之中盡顯崇高的近現代文學、人格、思想、精神典范，為中華民族樹立起了一座由傳統走進現代的里程碑。作為一位留洋歸來的抱持世界主義觀念的人，魯迅以其情感深處濃郁的民族主義情懷，而對中國本土有著深沉熱愛下的悲憫。影片《藥》即以傳統的民族意識，為觀眾帶來了遠比后現代式大片更加經久不息的心靈震撼、心靈觸動、心靈激蕩，誠然，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在魯迅先生所生活的白色恐怖時期，恍惚之間，我們仿佛透過他立言立德立行的文字與藝術化改編的光影，清晰地看到了那個跨越時空與這個時代共鳴著的崇高靈魂。
（二）敘事深刻性
魯迅與電影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初葉電影甫一誕生之日起，魯迅即以非凡超卓的洞見性預見了一個電影主宰娛樂世紀的到來。而恰恰是魯迅的翻譯策略為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出現，擘劃出了一個大時代下蓬勃發展的嶄新格局。據不完全統計，根據魯迅的文學經典改編的電影已有五部，這五部作品有著較大的時間跨度，其中第一部改編作品為1956年出品的電影《祝福》，而最后一部作品則為1994年出品的電影《鑄劍》。這種時間跨度既反映了魯過文學經典作品的不朽性，又反映了其作品中精神的永恒性。例如，《阿Q正傳》的改編即以一種類似戲說的敘事性，而將魯迅對中國封建時期大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表達得淋漓盡致，影片針對封建民眾麻木、愚眛、冥頑進行了一種徹徹底底的強烈解構，同時，更直指民國時期勉力撐持著天下的國之四維中每況愈下的“禮”。從那個時代起，“禮”已經徹底地在剝奪、異化、強制等約束之下，褪化掉了其中深刻潛隱著的血性、智性、理性精神。在封建統治階級眼中的弱者不足惜，反而在魯迅慈懷悲憫的筆下，進行了一種既弱且愚的本質表達。他對社會最底層的蕓蕓眾生的既哀且怒、既恨且憐的矛盾心理，亦在這些作品之中進行了訴諸于光影的表述。[2]
（三）敘事移情性
針對魯迅文學作品電影改編的關鍵在于挖掘出其作品中所深刻蘊含著的文化底蘊、思想內涵、意識導向，進而將他文學經典中的深沉人文性、深刻社會性、銳利思想性等，進行一種基于思想與精神審美的最佳詮解與闡釋，從而方能創制出既具有魯迅所處年代的時代性，又具有著現代規訓性的影片。例如，影片《祝福》遠比《阿Q正傳》更進一步地指斥了民族性中既弱且愚的劣根性，《祝福》中的祥林嫂，至死都心心念念于“捐門檻”，卻殊不知自己與自己的階級早已在無形之中成為了新權貴階級隱性殘酷踐踏著的門檻，如祥林嫂一般的普通大眾早已不再是命系于天而是命系于人，以至于最后連命也要一并被捐，最為凄慘的是祥林嫂至死也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覺醒，而這才是最令魯迅痛心疾首的。影片以嘻笑怒罵，迸現出了一種鋒芒盡顯的直指人心、觸碰心靈、撼動靈魂的力道，猶如虎嘯獅吼般地，為觀眾帶來了一種強勢指斥性、話語性、規訓性的非同凡響的抽象化的跨時代、跨歷史、跨文學、跨藝術的無與倫比的恢弘表達。[3]
三、 思想性表達
（一）人民性表達
勿庸諱言，中國電影產生與發展的全過程自始至終地倍受域外電影思潮的牽系影響，而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電影中思想性、文化性、意識性的薄弱，而大眾傳播過程中的關鍵恰恰在于思想正確性、正義性、正當性的民族精神的弘揚與表達。魯迅的文學作品及其影視化改編為中國電影文化的思想性、社會性、人文性表達賦予了一種遮蔽修辭幻象無情解構下的社會現實批判，這種思想性與批判性的雙軌性表達為魯迅文學經典作品的影視藝術化帶來了遠超任何好萊塢創制的思想先驅性、批判指斥性，進而形成了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深入到意識形態的強烈人民性話語表達。
（二）斗爭性與革命性表達
魯迅先生在《華蓋集》雜感中曾有言，“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4]，從他的文學經典的電影改編作品觀察，魯迅所挑戰的均是卑鄙的肉食者與為富不仁者，他不憚于做時代最強的勇毅者。在那個軍閥肆虐橫行時代，魯迅這樣的見解、膽識、見地都是十分偉大且難能可貴的。同時，其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中，更以這種睿智的思辯而將以趙太爺之流為代表的封建權貴，歸之于廣大人民群眾眼中的怯懦者、貪腐者、卑劣者；并且，魯迅的作品亦非常有預見性地預示了以趙太爺之流為代表的封建權貴們最終被人民“眾暴寡”的下場，可惜的是，在魯迅所處的那個時代，卻鮮有有識之士能夠清醒、清晰、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由此可見，偉大領袖毛主席所帶領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著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是一場人民強烈意愿下的，一種必然的被長期壓迫階級反抗封建權貴階級的革命。[5]
（三）道德性表達
魯迅筆下所反對的絕對不僅僅只是一種局限于一個時期、一個時代、一種形態的封建階級，其所反對的是一種對整個人類歷史都極具反面規訓性的傳統封建意識。深刻研究魯迅則不難發現，他的偉大之處絕不僅僅只在于其對所處時代的深刻批判，更在于其對此后一個世紀所持續起到的影響。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文為參則可以得反觀，魯迅文學經典所改編的電影作品，以其穿透歷史、社會、文學的光影而為后現代社會提供了一種不可多得的反觀參照，更深刻地揭示了魯迅式精神脊梁的哲學意義與啟示，觀眾則會在后現代式的過度愉悅的審美激蕩過程之中，為這種愉悅注入一種能夠提綱挈領的更加完善的，由魯迅先生所一力主張的道德理性。[6]
結語
魯迅先生的文學經典作品給現代中國留下了許多難以磨滅的巨大影響，他的偉大絕不僅僅在于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性，更在于其中所深刻蘊蓄著的人民性，唯有人民性才能迸現出一代文豪的精神偉大與崇高。魯迅所代表的恰恰是整個社會最底層的人民，他的電影改編作品為中華民族再次偉大復興下賦予了一種勇毅精神的后現代昂揚。
參考文獻：
[1]徐妍.魯迅小說：從文學語言到電影語言——以《阿Q正傳》為例[J].現代視聽，2017（12）：36-40.
[2]文戡.從小說到電影：“我”的顯隱——魯迅《祝福》主旨的再解讀[J].魯迅研究月刊，2014（3）：48-53，95.
[3]葛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塑造魯迅銀幕形象失敗的啟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電影劇本《魯迅傳》第四稿手稿為中心[J].東岳論叢，2012，33（12）：32-37.
[4]魯迅.魯迅文集：華蓋集[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6：25.
[5]岳凱華.《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魯迅的翻譯策略與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發生[J].魯迅研究月刊，2011（4）：28-33.
[6]趙鵬.遮蔽的修辭幻象和去蔽的社會現實批評——魯迅與中國電影批評范式的雙軌解讀[J].魯迅研究月刊，2006（1）：27-3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