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欣賞萬曉利的音樂才華，又苦惱他的不合時宜。

老狼和萬曉利 圖 / CFP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楊璐 編輯 / 金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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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說，他最喜歡的歌手就是萬曉利。

他第一次見到萬曉利是1997年，在北京的不插電酒吧，一頭長發、身材清瘦的萬曉利在臺上唱著口水歌。

當時，27歲的萬曉利剛從河北邯鄲來到北京，他立志出一張專輯，卻屢次被唱片公司拒絕，只能靠駐唱為生。

后來，野孩子樂隊在三里屯南街開了間“河”，萬曉利每周三都去演出，跟小河還有張瑋瑋一起即興表演。直到2002年，詩人尹麗川把他推薦給“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暉，在酒吧里錄制了第一張專輯《走過來走過去》。

萬曉利的第一張專輯《走過來走過去》封面 圖 / 網絡

拿到卡帶后，萬曉利戴著耳機在冬天的被窩里聽出了一身汗。他甚至沒有聽完——聲音和他想象的不一樣，歌里的情緒也太夸張了。他很失落：出一張專輯的理想終于實現了，但他沒有任何喜悅。

他自學了電腦，買了聲卡和話筒，只花了一年時間就錄制了第二張專輯《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么糟》，想“以血第一張專輯之仇”，但恰好趕上唱片業最衰敗的時候，遲遲沒能找到愿意發行的公司。

2006年，在北京798的新民謠運動音樂節上，萬曉利遇上了老狼，“好久沒見，我正好錄了一個新東西，你有空聽嗎？”老狼將CD帶回家。

幾個月后的一個深夜，老狼無聊之中將萬曉利的CD翻了出來，“一聽就傻了”。他特別激動，聽了好幾遍，一直聽到天亮。早上6點他就想給萬曉利打電話，但還是克制住了，開始反省自己這些年到底在干嘛。

捱了好一會兒，電話還是打了，“太好聽了，太好聽了，我幫你往外送一送。”

在老狼的引薦下，萬曉利見到了十三月音樂公司的盧中強。盧中強當場拍板簽下了他。

那是萬曉利在北京最困難的時候。盧中強回憶說，萬曉利經濟情況非常差，房子按揭都沒錢，準備離開北京，要回河北磁縣老家上班了。

但到了2007年，情勢發生逆轉，憑借這張專輯，萬曉利擊敗陳升等老牌華語樂壇民謠歌手，獲得了第七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民謠藝人”獎。

也就是在這一年，正在讀大一的宋冬野在中關村圖書大廈買下這張專輯，坐臺階上聽，第一首《陀螺》就把他聽哭了，“震驚了，聽懵了，緩不過來了，居然有這樣的音樂！”他單曲循環了 7 個小時，從下午 4 點半一直到晚上 11 點半。

聽到這張專輯之前，宋冬野只是音樂愛好者。這之后，他開始逃課追巡演，并決定做音樂，成了一名民謠歌手，“人生都被萬總改變了”。

他后來的歌里用到很多萬曉利的意象，第一場演唱會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陀螺》。他向身邊所有人推薦萬曉利，室友，家人，朋友……但對方總說聽不懂。

別人錢包里放的都是女朋友的照片，宋冬野卻放著萬曉利簽名的演唱會門票。他將萬曉利視作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不管見過多少次面，吃過多少次飯，始終做不到自然，“永遠要仰視，說一句話恨不得要記下來”。

2

這段時期稱得上是萬曉利的黃金年代。

除了老狼和宋冬野，《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么糟》也讓萬曉利成為歌迷眼中的“萬人迷”，他們追隨他和他的音樂，叫他“天才”、“顛覆民謠的人”。還有人在知乎形容說，“他是個巴爾扎克式的歌手，致力于歌唱一個時代”。

每逢萬曉利到一個城市演出，滿城歌迷就會穿上海魂衫與之呼應。盡管萬曉利多次澄清，海魂衫沒什么特殊的意義，只不過是2005年他第一次開唱時，不知道穿什么好，最后在淘寶上買了3件海魂衫，輪著穿。據說極其便宜，最低才賣18塊。

但這并不妨礙“海魂之夜”場場爆滿，在當時還未噴薄的民謠市場，萬曉利帶來的盛況幾乎令人難以理解，這跟10年后萬曉利出現在瓜洲音樂節時的情景形成某種反差。

萬曉利 圖 / 崔可望

今年5月29日，曾經一把吉他一副口琴走天下的萬曉利，選擇和樂隊一起行動，他在音樂里加入了貝斯手和鍵盤手，以及復雜的鼓機和合成器。他們在臺上調試設備時，臺下的觀眾在等待的間隙聊天。

“接下來演出的是誰？”

“萬曉利。”

“誰？”

“我也不認識，剛看演出時間表上寫的。今天這一場我就只認識趙雷和他師傅趙照。”

音樂節的官方宣傳已經介紹過萬曉利——“老一輩民謠歌手”。的確，相較于這次演出的其他歌手，萬曉利年齡最大，出道最早。他已經是宋冬野、馬頔、趙雷這些人的前輩。

這10年里，萬曉利身處的音樂圈正在發生極速變化，因為歌唱類真人秀節目和自媒體的助力，民謠崛起的聲音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眾多民謠歌手們也走向大眾，成為明星。

《董小姐》在《快樂男聲》里出現，宋冬野因此爆紅；《南山南》被《中國好聲音》第4季冠軍張磊翻唱后，馬頔第二年就在工體開了演唱會；趙雷去了湖南衛視的《歌手》，《成都》讓他收獲聲名。

但萬曉利似乎沒能再次趕上這波浪潮。這些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露面，不營銷，進行他的音樂實驗，以5年為一個周期的龜速打磨一張專輯。

這讓他的前經紀人兼好友的王滌感到著急。

3

“一個著名音樂節的主辦方今年碰到我的時候說，‘哎呀我太愛萬總了，可是我們老板太不愛萬總了。’為什么？人家最后是要看你現場的，你只要一演轟隆轟隆人往外走，要你干嘛？”

王滌對萬曉利抱有復雜的感情，他欣賞萬曉利的音樂才華，又苦惱他的不合時宜。

這不難理解——萬曉利的歌沒有大型樂隊，沒有華麗編曲，更沒有煽動情緒，“在歌詞上放棄了傳播式的金句，甚至放棄了外部輪廓，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說什么”，用一位粉絲的話來總結，萬曉利的歌，是沒有明顯企圖心的。這顯然不符合大眾對一場熱鬧喧囂音樂節的期待。

王滌向萬曉利提過很多次意見：“在音樂節現場很簡單，你就唱幾首歌就行了，《狐貍》《流氓》《七扎》，熱熱鬧鬧的，快一點的，這就是一個活。”

萬曉利不滿：“你怎么能說這是一個活呢？”這樣的對話有過好幾次，萬曉利堅持不采納。

除了音樂節，巡演也不理想，用王滌的話說，甚至是“慘淡”。去年，萬曉利從過往的4張專輯中挑出了18首老歌，重新編排，舉辦了一場全國巡演。“北京才300多張票，你說能到多少人？”王滌反問道。

但僅僅是一年之前，萬曉利2015年的北京巡演，還有1500張票，當時一下就賣光了。

除此之外，王滌還受不了萬曉利這樣“慣著自己”：“你看他的公號在動嗎？他的微博在動嗎？他也不接受采訪，跟他說了這是大媒體，不接，不需要。”

萬曉利一心撲在音樂里，完全不關注外界，像活在另一個世界的隱士。尹麗川理解這種狀態。“他和這些紛紜是非沒什么關系。他不理解世上怎么會有那么多人為了一點得失得意非凡或痛不欲生。他唱完他的歌，收好他的琴，騎上他的自行車，獨自回到他簡陋的家，每晚如此。”

除此之外，萬曉利對物質生活也沒有需求，他不愛吃肉，不穿名牌，掙了錢就買音樂設備。“有這么好的環境，有這么多好設備，應有盡有了已經，還要什么呢？”

這兩年，王滌眼看著萬曉利收入直線下滑。“去年不到百萬，有的民謠歌手已經上千萬，我覺得不公平。”

“你覺得公平嗎？”

“其實很公平。”萬曉利斟酌許久后回答，“我付出跟獲得是持平的，甚至還有一些慚愧。我覺得一直沒有把一個好的東西、更好的狀態呈現給大家，所以很慚愧。”

4

萬曉利始終保持對音樂的敬畏，他被圈內的專業人士仰望，但正在減少的演出和并不豐厚的收入也在表明，一部分聽眾遺忘了他——這種看似“不對等”的地位，構成萬曉利的底色。

原本，萬曉利不必成為這樣的歌手，只因為他在即將“功成名就”的時候，選擇了“逃跑”。

推出第二張專輯《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么糟》后，“我認識萬曉利”的廣告被十三月音樂公司投放到北京地鐵1號線。從復興門到大望路，萬曉利的照片和名字像偶像歌手一樣鋪滿地鐵。

2007年，“我認識萬曉利”的廣告鋪滿了北京地鐵1號線。圖 / 網絡

那時地鐵廣告剛興起，民謠歌手闖入大眾領域也不多見，盧中強是把原本給郭德綱準備的廣告位挪給了萬曉利。

萬曉利也搭地鐵。他“挺難為情”，生怕旁邊有人真認出他來。“我特別高興大家能喜歡我的歌，但是成為時尚的某種標簽是我特別不愿意做的事，這很容易讓我心慌。”

成名后，他不得不拋頭露面。這似乎跟他的本性相違背。他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歌星”，而是“一個想溝通但是不善于溝通的人”。

很多媒體約他采訪，請他上電臺、電視、雜志。他隱隱覺得有些誘惑，但又無法坦然應對，就粗暴地全部拒絕。

那時，小眾音樂的風潮已經開始，歌手們忙著開個唱、跑宣傳，但萬曉利走向一個反面，專注于自己的民謠實驗，甚至選擇避世。

流行音樂那一套，他清楚得很：“a段b段，前奏間奏……就那些套路，沒意思”。寫了幾十首歌以后，他也形成了自己的套路。

但他覺得沒勁，這不符合他“把自己一次次打倒”的目標，可他又覺得，還找不到確定的方向。

搬到北五環外的北七家鎮后，萬曉利死磕下一張專輯，索性把自己關在閣樓，支了個話筒錄音，晝夜顛倒地寫歌，喝酒，兩三個月不下樓，沒有任何社交，也不和家人說話。

老狼那時去萬曉利家聽他寫的歌，感覺對方那會兒的精神狀態在抑郁癥的邊緣。“他那一路太偏了，太自我了，雖然確實很棒。他是屬于墜入自己音樂的那種人，他被他自己的東西控制了。”老狼曾對媒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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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了近5年，2010年，萬曉利的第三張專輯《北方的北方》面世，封面是一件胸口被燙穿一個大洞的海魂衫。

萬曉利專輯《北方的北方》封面圖 / 網絡

《北方的北方》首發演出，萬曉利將新專輯里的10首歌挨個兒唱了一遍。新專輯很安靜，面對這樣的變化，觀眾們有些不知所措。有人聊起了天，還有人干脆提前離場。

萬曉利不在意。朋友黃佳詩曾在文章中回憶，在回家的出租車上，萬曉利帶著醉意對身邊的人大喊，“不要再叫我民謠歌手了，我是一個玩實驗的！”還說，“我知道這張專輯會讓一些人離開我的。”

果然，歌迷們質疑聲一片，專輯被稱有“與大眾隔絕的氣質”。樂評人馬世芳也評價，“難以下咽，但值得咀嚼”。

可王滌不這么認為。1998年，他在北京的酒吧里第一次聽萬曉利唱《狐貍》時就迷上了這個人，這種癡迷在聽到《北方的北方》時達到巔峰。

“絕對是這一代人的極限了，他只是被市場嚴重低估了而已”。他甚至打了個極端的比方——如果他只能帶兩張專輯去荒島，一張是萬曉利《北方的北方》，另一張是竇唯。

宋冬野的看法和王滌一致。他覺得萬曉利依然是整個音樂圈里水準最高的歌手。“他是在做一些未來的東西，只是非常遺憾是在現在的時代里，未來大家會明白的。”

萬曉利并不在意是否被明白。“市場這個事我從來不去想，因為我覺得我從來就是市場。我覺得我有良好的判斷，之所以你們現在沒有聽進去，是你們的問題，是你們沒有跟上，是你們還需要時間。我一直是最好的流行音樂。”

他在音樂世界里的自信、強大，跟現實生活中的低調極不相稱。

2015年，萬曉利的《陀螺》因為《歌手》被傳唱，參與《時尚先生》雜志的照片拍攝。

攝影師陳漫要求萬曉利穿上皮衣，坐在其他人身旁。萬曉利接受不了穿皮衣的感覺，但又推脫不下，就配合拍下了照片。

照片出來后，萬曉利還是急了，“特別富麗堂皇，像個明星”，要求P掉自己。最終刊發的照片里，只剩下一道萬曉利投射到墻上若隱若現的影子。

狂言和隱藏，都是萬曉利的“真”。小河覺得，萬曉利身上，有孩子一樣的東西，一面會讓人覺得憐惜，一面又讓人覺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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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萬曉利沒想到，后來的自己會遲遲走不出《北方的北方》。

他想寫新歌，提起筆來卻一個字也寫不出，這樣的狀態持續了整整兩年。

他的每一張專輯都是處心積慮的出擊，希望打破上一次的紀錄。但登上過山頂的萬曉利，對山在哪里、山有多高有著清楚的認識，打敗《北方的北方》太難了。

始終沒有辦法突破后，萬曉利開始“厭倦自己”。憋了一年，寫出來一段話，“不想去買菜，不想去做飯，不想洗澡，不想洗臉，不想去做飯，不想上街，不想看電影，不想睡覺，不想......”

越是焦慮，就越發猛灌自己酒。在酒吧駐唱時，他沾染上了這個習慣，每天在痛飲與宿醉中循環。對不善溝通的他來說，酒是打開他與人交流的工具。

宋冬野認識萬曉利的那個晚上，萬曉利喝大了，抱著吉他跳到桌上，走來走去，晃動著身體開始唱歌，唱齊秦，唱崔健，也唱自己的歌，特別瘋狂。宋冬野看傻了，緊張得不敢吃飯。萬曉利突然走到他面前，把吉他遞給他：“你唱個董小姐。”宋冬野戰戰兢兢唱完后，萬曉利開玩笑似地扔給他10塊錢。

但酒對創作并沒有任何幫助，反而讓萬曉利頭疼不已，完全沒法工作。打坐、瑜伽、爬山、吃藥、推拿……他都試過了，一個都沒用。

王滌看不下去，拉著他到杭州散心。 2013年11月，在杭州到紹興的車上，萬曉利對王滌說：“我決定戒酒了，煙酒都戒。要么戒，要么死。”

后來，他干脆搬到杭州，在郊區租了一個民居，長住了下來。這種方法對創作似乎奏效了。

在這里，萬曉利完成了12首新作。一個朋友聽到后說：“踩鋼絲的萬曉利來到了人間。”

7

萬曉利來到山里已經兩年多，他每天的生活極其規律，早起先伸個懶腰，打開電腦，預熱一下，進入工作狀態，準備新專輯。

松弛的時候就去山里散步，山就在屋子旁邊，空氣清新，爬800級臺階，讓人慢慢變得平靜，“不僅身體上變得舒服了，精神上覺得漸漸地能走出自己，輕松了很多”。

但這些天沒那么松弛。他幾乎撲在操作臺上，對即將發布的新單曲做最后的混縮修改。

新單曲去年就寫好了，今年4月就出了小樣。但他還是不滿意。臨近發布的最后一天，他一刻不停地播放著即將發布的新單曲《答案》，調整每一個細節。

“說實話，我完全聽不出來這一遍遍改有什么差別。”萬曉利的女兒萬暢說。她從小就聽著萬曉利的歌長大，初中時在《鳥語》里擔任和聲。

但萬暢又隱隱理解萬曉利的這種舉動，他是有完美主義人格的。一旦這種完美主義遭遇商業現實，氛圍就會變得微妙。

瓜洲音樂節結束后的答謝晚宴上，萬曉利見了很多年輕的音樂人。90年出生的蘇紫旭一見到萬曉利就開始感慨，“很小的時候就窩在房間里聽萬總”。91年出生的音樂人“曉月老板”也很激動，“我18歲那年就在大連看過您的演出。”

瓜洲音樂節時的萬曉利 圖 / 貳偽馬

年輕人仰望萬曉利的同時，也談起自己的打算。“我今年同時在做3張專輯，10月一張，11月一張，12月三張，張張不一樣，3個陣容。”喝多了的蘇紫旭斜著身子靠在椅背上說。

萬曉利遲疑了一會兒，“那要消耗很大精力啊”。他的速度是平均5年出一張。這次出2017年的新專輯，已經算最快，也要了一年多時間。

“現在不消耗什么時候消耗？就是要消耗嘛！現在正在勁兒上就趕緊消耗！”蘇紫旭一下坐直身子。

“3個樂隊，能搗騰過來嗎？”萬曉利還是不敢相信。

“沒問題，音樂就是生活！”

一旁的盧中強聽到了，趕緊勸阻蘇紫旭，他擔心萬曉利接受不了年輕人的這種方式。

但萬曉利看起來不介意，他擺擺手：“我需要有一些新鮮的感覺進來，也需要新觀點。”

8

跟萬曉利親近的人察覺到，他身上正在發生某種變化。在浙北山中的兩年，萬曉利試圖在調整，讓自己“不要再像個迷一樣”。

2015年，萬曉利專輯《太陽看起來圓圓的》在北京首發。 圖 / CFP

他加快出專輯的速度。如果說上一張《太陽看起來圓圓的》是在試探、突圍，那這一次，一年多時間里完成的12首新歌，就是萬曉利的“蛻皮”。

他偶爾也參加朋友聚會，逼著自己主動找人說話，想照顧到每一個人。實在頂不住了，已經戒酒的他也會主動跟人碰杯，喝一點。

幾乎每一個見到萬曉利的人，都要驚嘆他的這些變化，仿佛在看什么稀有物種。

宋冬野形容：“以前他是局促地遠離你，現在他是局促地想和你親近一點，很努力認真地聽你說的每句話，努力地和你感同身受。”

但萬曉利依然還保留著那些“真”。經紀團隊張羅建了兩個粉絲群，讓萬曉利每隔半個月跟粉絲互動一次，他一下就同意了。群里的粉絲們聽到一段來自萬曉利本人的語音：“很高興和大家互動，這樣我也克服克服我的障礙——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走不出自己，不愿意去做過多的交流。謝謝大家陪伴我，給我這個交流的機會。”

萬曉利正在打開自己，就像這次站在瓜洲音樂節的舞臺上，他第一次睜開了眼睛。之前的演出，他從來都是閉著眼睛的，不愿意與人對視，“總是把自己包裹得很緊”。

“想捕捉一只美麗蜻蜓／卻打碎自己心愛的花瓶／燕子飛回了屋檐下的巢／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么糟。”

唱完這段，萬曉利突然朝臺下的聽眾大喊了一聲：“是不是！”

從不善言辭到開始說話，這是萬曉利這些年里最迷人的部分。

圖 / 周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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