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翠萍 王慧香
《邊走邊唱》作為陳凱歌早期作品之一，被認為是其精神的自敘傳，由于該電影對史鐵生《命若琴弦》的改編獲得了較大的超越，且灌注了導演強烈的個人色彩，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將之看作是陳凱歌的獨立作品。在以往的研究中，該篇的討論主要立足于電影對小說的改編，電影的信仰和宿命論色彩，導演個人精神的自敘等幾個方面，而較少關注到《邊走邊唱》中的所有角色在“人”與“非人”間的掙扎對電影表述的重要意義，本文將主要通過對老琴師和石頭作為“零余者”是怎樣一步步變為“神神”的道路做探討，并將其他具有符號意義的角色納入，試圖理解《邊走邊唱》中的“人”與“非人”對整部影片構建和主角命運走向的影響，進而以此角度解讀電影中導演的潛在表述。
一、 作為主角的邊緣人——老琴師與石頭的身份狀態
作為電影主角的老琴師和石頭，他們的身份重合點主要有三個——盲人、彈唱藝人和過路人。這三重身份構成了一個交叉點——邊緣人。
首先是盲人，身體的殘缺決定了師徒二人隨之而來的遭遇和思想狀態及整個故事的導向，是兩人身份的內核與出發點。因為失明，觸覺和聽覺異常發達，可以為他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數事情，唯獨需要視覺的色彩不能被認知，這種對視覺的渴望由于缺失被放大、升騰和沉淀，成為了整部電影和主角一生的推動力。其次是賣藝人，他們給村民帶來快樂和慰藉，幫助解決糾紛，也許人們相信異于常人的他們和未知的東西有某種天然的聯系，他們也被稱作“神神”，但不可否認的是，被歸為三教九流的彈唱者是處在社會的邊緣的，他們的被需要是符號意義的存在，而不是以他們作為人自身的存在，是在特定的環境與場景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最后是過路人，琴師無法擁有世俗意義上的家庭，沒有理由讓他們停下來，他們永遠以漂泊者、過路人的身份活著，石頭離開家被父母送到老琴師身邊，他們年復一年地走著，走過一個個山坳和村莊，為那里的人帶去音樂與故事，每每到達，場面盛大得甚至有些不真實，不真實也許是因為太過短暫和虛幻，他們居無定所，和看不見的神一起住在破廟里，無論是黃河口還是山羊坳，再多的人認識、記得他們，也永遠只是過路人，相遇之后就會別離，塑造了永遠的漂泊者形象。
電影中將琴弦彈斷似乎帶有某種隱喻，破除掉現有身份，獲得新生，無論是盲人、彈唱藝人還是過路人，他們一直在追逐琴弦斷盡那一刻，因為他們相信那以后可以復明、娶妻，就能看正常人目之所及的山川湖海，過普通人的生活。但就如同老琴師所說的命就在琴弦上，琴弦斷盡獲得的不是新生，沒有成為普通人中的一員，而是從命運邊緣墜落，失掉邊緣人身份，同時屬于自己的空間和精神寄托也在那一瞬間崩壞。
無論是盲人、賣藝人還是過路人，都沒有擁有世俗意義上完整的人生，孤獨走過無數的道路與歲月，誠誠懇懇地彈斷一千根琴弦，出發點是為了見到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如老琴師所說，哪怕一瞬，也是值得的，但彈斷琴弦之日也是與琴分別之日，是他們原本身份的終結，彈奏琴的他們是神，是宴會主角，是揮之不去的集體無意識，但成神不是他們想要的，自始至終，他們都在努力擺脫當下的“非人”身份，追求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二、“人”與“神”——身份認知的錯位與追逐
因為身份的特殊，年少時的情竇會因為身體的殘缺與外部環境發生激烈沖突，進而失敗、枯竭，由此進入自我的重新認知。當石頭和蘭秀產生愛情時，迎接他們的是來自正常社會的強力沖擊，石頭和村民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沖突，也讓他第一次對自己的身份發出了追問?！盀槭裁次覀兪窍棺?？”老琴師的回答也很意味深長：“因為我們是瞎子。”此時他們都被拉下來神壇，重新審視自己作為人的身份。這種終極式的追問電影中一共出現兩次，另一次是老琴師快要彈斷一千根琴弦，面對著茫茫的黃土高原發問，“到底值不值呢，這一輩子，就為了看這一眼，到底值不值呢？”他給出的回答是“值得”，這兩個問題相互連接，貫穿了整部電影和主角的一生。
一代代盲人琴師所追逐的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在他們遭遇到生活的重創，對自我身份開始懷疑，開始覺醒和繼承前代的意志，決定彈斷琴弦的時候，就是追逐成為“人”的開始。但在這里出現了一個錯位，不難看出，陳凱歌在電影中強調了這種認知上的錯位，琴師和村民是相互誤解的，他們對琴和人生的認知是完全錯位的，像老琴師和石頭這樣的邊緣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是完整的人，甚至可以說是“非人”，他們邊走邊唱，一路漂泊，一代代走在追逐成為“人”的道路上，最終“成人”遙不可及，卻被他們追逐的“人”封了“神”，老神神死去，石頭坐上眾人抬來的轎子成為新的神神，當村民抬起轎子，石頭追求成為完整的人（復明）的道路開始了，對于村民們來說一個新的神神誕生了，似乎陷入了宿命般的輪回，始于覺醒與誤解，又終于覺醒與誤解。電影中一個場景回答了這場誤解：老琴師在去買藥之前先跪拜了神像，接著摸著寺廟里的神像自言自語“這也跟人差不多”。這個場景似乎是一場道別，有兩個重要的地方值得我們注意，一是“神神”就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二是模糊了神與人的邊界。
一些觀點認為，老琴師的師傅、老琴師、石頭，就這樣一代代重復著他們的宿命，永遠無法走出影片中充滿了昏黃的、宿命論的色彩，他們一代代的重復，與其說是宿命，不如說是一條零余者主動選擇的永遠走不完的封神路。不同只在于，他們心中要走的路和外人眼中的路產生了理解上的偏差，這里模糊的人與神的邊界，正是電影想要表達的重要信息。
老琴師在經歷過一千根琴弦的打磨后已被“封神”，在村民眼中，他的繼任者石頭有兩重身份——琴師石頭和瞎子石頭，兩種身份在不同的場合中會被割裂開來。當石頭覺得自己可以擁有普通人的生活時，現實給他沉痛一擊，在世俗生活中，貧窮的殘障者不配擁有愛情，于是產生了村民與石頭的激烈沖突。聽琴的村民和與石頭發生沖突的村民是同一撥人，當村民和石頭在不同的場景下，破廟中的石頭是癡心妄想的瞎子，而村民是懲戒者。老神神去世后，拿著風箏被抬上轎子的石頭則是新的“神神”，村民們此時成為了崇敬者。無論二者的身份和位置如何改變，雙方都始終處在一個身份理解的錯位上。盲琴師一輩子都在努力追逐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并試圖模糊“人”與“神”的界限，但作為普通人的村民的認知中，他們的身份只有非此即彼的兩種：“非人”與“神”。一旦偏離這兩種身份，便會引發各類沖突，雙方就在這樣的身份認知追逐與錯位中，完成了各自的使命。
三、 個體的人和群體的人——不同身份的符號意義
在零余者的封神路上，不同的人扮演了各式的角色，共同推進主角命運的發展。他們以或清晰或模糊的面貌出現，導演了一場有關于人與神的疑慮與狂歡。
首先是作為個體的人，即老琴師和石頭，他們合為一體，因自身的身份和周遭的環境出發做出了人生道路的選擇。在不完整中以完整為目標出發，終其一生也在所不惜，他們歷經修行、苦痛、懷疑、執念、到最后的幡然醒悟和重復，在不能自主的命運中選擇相信和尋找最大也最小的可能，在反抗命運的過程中遭遇誤解與嘲笑中逐漸面目豐滿。可惜的是到后期，導演過分的自我意識表達占據了電影的主敘事，在電影中注入的詩性色彩和對命運主題的執著，讓主角逐漸脫離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故事，最終也成為了某種符號。不過好在電影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結局，隱藏了對石頭更豐富的可能性的期待。他們懲罰了一個人，是否也意味著封了一個神，結局并沒有確定的答案。
除二人外，電影中出現了人雖然擁有完整的身體，但都以模糊的面貌出現，時時如夢境和幻境一般，像是在營造一種儀式感。這類人作為群體和個體出現，參與了琴師們身份的塑造。
電影中有兩大群體值得注意——村民和船夫。
在村民們遭遇紛爭時，老琴師被迫切需要，身臨現場的彈唱制止了一場群體性混戰，一人對著一群人，此時的他籠罩著神的光環，即便不能說是奉若神明，也帶有某種對未知的敬畏。當石頭和蘭秀的戀情被曝光時，作為一個零余者，被普通社會秩序所不容，與村民發生激烈沖突。從村民對石頭的毆打到石頭的封神可以看出，在村民看來，琴師在非人與神之間沒有第三條路，但他們所要追逐的恰好是這以外的人生，世上沒有誰能夠理解你，對你感同身受，有的只是循環往復的誤解組成的世界。村民們象征的這樣的外部世界，各自存在又相互誤解。同樣是以群體的狀態出現。船夫表現出更強烈的情感色彩，作為渡人者，船夫帶給琴師的是如黃河口般的生命力，如果說村民帶給琴師的是誤解，船夫帶來的則更多的是吸引力。
除群體外，電影中的女性角色以個體身份出現，帶有重要的符號意義。蘭秀和面店老板娘以個體的身份出現，帶來的是夏娃式的誘惑，當然也帶來了覺醒，是不可缺少的符號。在老琴師的言傳中，這應當要拒絕的誘惑，因為這是老琴師走過的挫敗之路和覺醒之路，他不希望石頭重蹈覆轍。然而，他的夢境有相似的場景，由對女性的欲望所表達的對正常人生活的渴望，這是代代琴師的禁忌和命運，蘭秀們覺醒了他們對普通生活的渴望，像禁果般誘惑著他們，這里有一個潛在的文本，禁果的另一個名稱是苦果，帶來覺醒的同時也帶來代代相傳的苦難。
懲戒者和被懲戒者，誘惑者和被誘惑者的母題在這里發生的一些修訂，懲戒者和誘人者不再僅僅擔任主動的角色，他們也被攜裹進命運的洪流中。
如果說在石頭與蘭秀之間，更多表現的是純真的情感，老琴師夢境中則彰顯的是情欲，前者是對美好生活的享受與向往，后者則是對正常生活的渴望，情緒表達更加強烈。老琴師和石頭，面店老板娘和蘭秀，一夢一真，一隱一顯，暗示了兩人命運的重疊和區別，借由一只風箏表述了希望。
結語
《邊走邊唱》探討生死、命運，帶有強烈的寓言與哲學色彩，也帶有獨屬于陳凱歌的詩性特質，有研究者認為，包括《邊走邊唱》之前的四部影片，是典型的作者電影時期，可看成是陳凱歌精神的自敘傳。以《邊走邊唱》中的“人”與“非人”為出發點，不妨這樣理解所謂的“精神自敘傳”——人生的道路上充斥著誤解、蒙昧和誘惑，選擇覺醒的代價是巨大的，被命運攜裹的人隨時有可能失去“人”的寶貴身份成為“非人”。陳氏要表達的，正是對于自我的堅守，對于生命個體的關懷。電影中的表述是沉重的，但不妨礙它完成一種青春式的關于哲學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