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表演者對傳播作品的重要作用使其受到國際公約和各國立法的重視和保護 。我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對其內容進行了修改，擴大了表演者的范圍，理順了表演者和表演單位的關系；但是剝奪了部分表演者的權利，對其不夠公平。
關鍵詞：表演者；范圍；表演權
中圖分類號：J8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4）09-0032-02
一、法律保護沿革
表演者權是基于表演而獲得的各種權利的總稱。由于表演者對傳播作品發揮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受到國際公約和各國立法的保護，也是早期鄰接權的唯一內容和現代鄰接權的首要內容。隨著技術的發展表演者的權利受到更全面的保護，表現在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兩大方面。
（一）國際公約的保護。從精神權利看保護水平不斷提高。關于鄰接權保護的第一部國際公約《羅馬公約》將精神權利保護作為締約國的選擇內容。“締約國可將標明主要表演者，或者標明擁有相關表演者權人的姓名作為保護條件。”TRIPS協定僅保護表演者的經濟權利，未涉及其精神權利的保護。1996年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制品公約》（WPPT）規定表演者就其表演活動享有兩項精神權利，即表明其身份和維護其表演活動完整性的權利。2012年6月通過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此權利包括表明表演者身份；反對任何對其表演進行的將有損其聲譽的歪曲、篡改或其他修改，但同時應對視聽錄制品的特點予以適當考慮；授予表演者的權利在其死亡后應繼續保留，至少到其經濟權利期滿為止。從財產權利看保護的客體范圍不斷擴大。TRIPS協定保護的財產權包括：錄制權、復制權、無線方式的廣播和向公眾傳播權。但沒有規定獲酬權。WPPT應對網絡帶來的沖擊，增加了財產權內容，具體規定有：錄制權、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提供已錄制表演的權利（同我國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廣播和向公眾傳播權和報酬權、技術措施權和權利管理信息權等。《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對表演者的財產權與WPPT的規定相同。不過上述權利都針對錄音制品中的表演，未涉及對表演者的圖像的保護。直到《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才結束了對視聽表演的歧視，在國際公約中解決了這一問題。該條約第7條規定：“表演者應享有授權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對其以視聽錄制品錄制的表演直接或間接地進行復制的專有權”。將WPPT中的“錄音制品”改成成了“視聽錄制品”。
（二）我國法律的保護。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37條規定，表演者享有以下權利：精神權利包括表明表演者身份和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保護期限不受限制。經濟權利包括：（1）許可他人從現場直播和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并獲得報酬；（2）許可他人錄音錄像，并獲得報酬；（3）許可他人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制品，并獲得報酬；（4）許可他人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表演，并獲得報酬。從這些規定看，在精神權利方面我國對表演者圖像的保護水平一直比較高，與目前新通過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規定相吻合。但財產權方面缺少出租權、廣播和向公眾傳播權和報酬權這兩項權利。
二、草案修改及評價
2012年6月，我國政府承辦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保護音像表演外交會議”會議通過了《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國家版權局作為承辦外交會議主管機關對條約持積極態度并對著作權法進行了相應的修改。
（一）表演者定義。《北京條約》第2條（a）款將表演者定義為“演員、歌唱家、音樂家、舞蹈家以及對文學或藝術作品或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進行表演、歌唱、演說、朗誦、演奏、表現或以其他方式進行表演的其他人員”。草案二稿第32條規定：“本法所稱的表演者，是指以朗誦、歌唱、演奏以及其他方式表演文學藝術作品或者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自然人。”該定義與《北京條約》中的定義完全一致。但是與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表演者的定義有很大不同。條例第5條規定：“表演者，是指演員、演出單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學、藝術作品的人。”相比較草案增加了“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表演者并把非自然人的表演單位去掉了。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包括作品及非作品，我國現著作權法第6條明確保護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不包括作品以外的表達。可見，草案接受北京條約的規定，我國表演者不再僅僅是對作品的表演，也包含非作品的表演者，表演者的范圍比以前擴大了。表演者權的定義與國際公約靠攏。相對應，原來第6條“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表述改成了第8條的“民間文學藝術表達”的表述。此外，表演者僅指自然人，不再包括演出單位。這一修改在邏輯上更合理。表演者只能是自然人，單位可以成為鄰接權人而不可成為表演者，故草案在第35條規定：表演者為完成工作任務進行的表演為職務表演，其權利歸屬由當事人約定。當事人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職務表演的權利由表演者享有，但集體性職務表演的權利由演出單位享有，表演者享有署名權。通過修改理順了關系。
（二）權利歸屬。草案第36條規定，制片者聘用表演者攝制視聽作品，應當簽訂書面合同并支付報酬。視聽作品中的表演者根據第33條第（5）項和第（6）項規定的權利由制片者享有，但主要表演者享有署名權。根據該規定對表演者權利的整體保護水平比《著作權法》下降，也不及《北京條約》。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表演者分別通過著作權和鄰接權保護。《著作權法》第15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制片者享有著作權，其他創作者只享有著作權的署名權。同樣作為主要參加者的演員，由于不認為表演是創作，所以在著作權中沒有規定其權利。影視表演者因參與影視作品的拍攝而產生的表演者權實際上已由影視作品的制片者取得。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5條規定：“錄像制品，是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的錄制品。”由此可見，所謂錄像制品是不包括影視類作品的影像制品。《著作權法》沒有為表演者規定廣播權，但其擁有表演權。《著作權法》第40條規定錄音錄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錄音錄像制品，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從中可以看出，錄像制作者沒有因為錄制作者的作品而使作者和表演者喪失權利。但制片人因為投資拍片使其他創作者和表演者幾乎喪失了著作權和表演者權。
但是，草案將錄像制品刪除，將其全部歸入視聽作品。這樣錄像中的表演者就變成了視聽作品中的表演者，與影視表演者一樣，“視聽作品中的表演者根據第33條第（5）項和第（6）項規定的權利由制片者享有”。給表演者任何與制片人商量的余地都沒有，也就是說三十三條第（五）項和第（六）項規定的權利對現著作權法中的錄像表演者來講完全沒有了，換言之，現著作權法對除影視演員之外的其他演員的保護在草案中消失了，這對他們不公平。而且也超出了《北京條約》的要求。該條約第12條規定，締約方可以在其國內法中規定，表演者一旦同意將其表演錄制于視聽錄制品中，本條約第7條至第11條所規定的進行授權的專有權應歸該視聽錄制品的制作者所有，或應由其行使，或應向其轉讓，但表演者與視聽錄制品制作者之間按國內法的規定訂立任何相反合同者除外。首先，條約沒有說一定要有表演者權利轉讓的要求。其次，表演者還可以與制作者簽訂相反的合同不同意轉讓。表演者轉讓對影視作品有合理性，但對之外的表演者并不適合。我國在草案中不加區別的全部適用，并且超條約義務的使用，剝奪了部分表演者的權利是不恰當的。對此，要么恢復錄像制品，要么給予影視之外的表演者與制作者可以通過合同約定確定是否轉讓表演權的權利。
參考文獻：
[1]王遷.視聽表演北京條約視野下著作權法的修訂”[M].法商研究，2012.
作者簡介：
趙海燕（1968-），女，漢族，甘肅武都人，副教授、法學碩士，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研究和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