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電影 鐘馗伏魔 描繪的三界眾生相
馬泓
【摘 要】本文以顧顏的《歌詠界眾生相》作為研究資料，通過對“歌詠界”構成的主要因素和成分、關于“捧”字的意義探討和價值評判、“歌星”身份的構成，以及有關“聽客”的分類等進行分析，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歌星畫報》中所報道的歌詠界的組成結構，以及近代中國歌星的存在狀況與成長環境。
【關鍵詞】歌星；歌詠界；畫報；架構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6-0067-02
1935年出版的《歌星畫報》①中刊載了一篇署名為顧顏的文章——《歌詠界眾生相》，講述了當時由歌星群體構成的“歌詠界”的存在狀態以及“歌詠界”組成的主要元素，為了解民國時期的歌星群體和相關流行音樂的發展提供了文字資料。本文著重探討了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歌詠界”構成的主要因素
“歌詠界眾生相，也和影國舞國一樣的復雜，內容也有領導、樂師、偵探、吃豆腐者、歌星……領導和樂師，只要是有本領，會耍樂器，不論男女都可做得，倒也平等。偵探又分公私，公家偵探系各雜志團體特派；私家偵探除嗜愛此道，不時義務‘捧之外，余均為‘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吃豆腐者，亦略帶有私家偵探之嫌疑。”
這段話主要說明了以歌星為關注焦點的“歌詠界”主要由領導、樂師、偵探、吃豆腐者、歌星五部分構成。對于樂師的要求是會“耍”樂器就行，沒有在相關技術和能力方面做硬性的規定，可以看出，當時“歌詠界”對于樂師的專業要求不是很高，但是“男女都可做得”也說明了傳統男女性別差異已在逐漸淡化。
當時的“偵探”（公家偵探、私家偵探、吃豆腐者）具有現今“星探”“追星族”或“狗仔隊”的性質，他們關注“歌星”“明星”的生活起居、私人活動等，以都市多元化的市場以及市民的審美趣味為商業動力。有的純屬個人喜好，圍繞“歌星”搜集相關的消息和報道，滿足個人的好奇心。
二、關于“捧”字的意義探討和價值評判
關于“捧”字的探討，該文做了這樣的描述：“尚有一種少爺兼‘捧臣者，每日必死跑電臺，此輩服飾入時，口頭圓滑，腳路廣大，手腕強硬，眼睛銳利，形雖在歌，實則心懷別念；常抓住女人的弱點進攻，擲金無吝嗇，終思達到‘目的，歌星又何得不是此輩之‘眼內型呢！可是，這種‘聽客常常得隴望蜀，棄舊迎新，借‘聽歌為終南大道，其樂無窮。”
《歌星畫報》1935年第4期刊登了署名為斷頭僧的一篇《見聞隨筆》，其中也談到了“捧家”對于歌星歌唱事業發展的影響，內容如下：
“有人說‘捧的后面，必潛伏著一種強烈的欲望。此話確對十分，不過在被‘捧者的結果，什九竟是給‘捧者戰勝的。經來二先生見之曰：我當代表全體歌星三呼；今后不要‘捧，不要‘捧。”
《歌星畫報》1935年第3期“漫畫”部分，也曾刊登了顧顏寫的題為《歌星銘》的小文章，內容也有提及“捧”的意義，“（仿陋室銘）女不在美，有捧則名，歌不在精，有×則靈；播音臺畔，唯吾獨尊……”
“捧”在我國傳統音樂尤其是戲曲當中較為常見，如：捧角、捧場、捧哏等。一般是通過“購票”的方式為自己喜愛的演員或某個劇團增添人氣、營造氛圍，以提高某位演員或劇團的地位和名聲為目的。這里的“捧”既是“捧家”也有戲曲中“捧角”的含義，一方面表達了對歌星的喜愛和崇拜之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歌星的關注度。不同的是，歌星的發展有時會受制于商業大亨，從某種程度上說，猶如今天的明星簽約公司，公司為自己的簽約明星做宣傳、打廣告、進行形象設計，明星要在相關利益、規章制度等方面與公司簽署法律合同，達到二者的相互平衡。
相對來說，“公司制”是現今“捧”的一種方式，具有法律效應，不可隨意破壞相關規則。而民國時期對于歌星和其他明星的“捧”則存在較多的主觀意識，商業大亨對自己喜愛的歌星或演員不惜金錢，以提高被“捧”歌星的身價地位為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捧家”和“被捧者”是相互作用的一種關系，但“捧家”對歌星的演唱事業占主導地位，決定了其演唱事業的發展。
三、“歌星”的身份構成
“歌星中除學生及引為職業、出風頭之外，大抵還可分為兩種：其一，年屆及笄，而瓜未破之妙齡少女，反正有的是左輔右弼，故她們只圖朝朝花月夜。雖其中也有為家庭與經濟壓迫者，然都歌與方酣，有名有利，努力前程，或升作舞星，影星之望；其樂舞涯，所以不至自悲紅粉漂零，更不懂歡息桃花之易于消減也。其二，浪漫成性，青春派司，有來自影國、舞國、學國者，生活變換劇烈，既經歷‘花好無常之苦境，復遍嗜‘人情冷暖之世態，于是雖高歌漫耳，日伴所愛相偎公園，逛影藝場，遛舞廳，夜夜似錦，實則阿儂身世，大有難于語人之苦衷也……歌星之最大的目的，不管有情無情，對于所抱的‘生意眼及‘捧的主義，是絕對不肯放松的。所以有情無情也沒得一定，全憑個人所遇罷了。”
這段話有兩點需要關注，第一，當時歌星的“身份”主要有幾種類別？第二，怎樣理解當時“歌詠界”存在的“捧”的意義？從文章內容來看，作者將當時歌星的身份劃分為四類，即學生、社會中出風頭者、及笈少女和青春派。關于成為“歌星”的原因，作者給出了個人的觀點，一是貪圖享樂；二是由于經濟的壓力；三是由于家庭方面的因素。
《見聞隨筆》中對“歌星”的身份問題以及當歌星的原因做了論述，作者指出：“歌星中除少數真實歌舞同志外，多數均為女學生所改業。諸一般女學生，以所為簡易，有名有利，何樂不為？故亦認此為‘高尚出路，豈此道真為女學生唯一之‘高尚出路耶？”
《歌星畫報》中其他版塊也有對“歌星身份”的報道內容。如1935年第1期的“歌壇情報”欄目刊登的“羅鶯小姐她下半天在學校里念書，晚上在自己領導的‘鶯敏歌詠社擔任歌唱。”第3期的“歌星作品集”欄目刊登的“白燕《歌唱旅途》：最初，我是開始著播音與元昌電臺。因為感到播音的興趣，所以情愿拋棄學校里的課程，同了幾位同學，每天偷偷地跑到電臺里去。”“集剪抄”欄目刊登的“‘麗社乃素以交際著名之余雪麗小姐所主辦。專以發揚聲樂、提倡國貨并服務社會為先起。余小姐乃蘇州某著名女校高材生，曾服務于‘藝風聲樂團‘美玲團及‘玲音團等諸團體，性情和藹可親，擅長交際，且對于國學一道尤有心得。”第4期的“集剪抄”欄目刊登的“露茜，去年在敬業小學四年級肄業，學名為王月鳴；曼社鋼琴師王耐雪，前求學于慕而堂，今在某補習學校補習英文及簿記；露萌肄業于務本女中，因為她住宅左旁是一豆腐店，固有‘豆腐西施之雅號（此雅號，卻與吃豆腐的朋友針鋒相對）。”
從以上分析來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歌星群體的構成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年輕人中，黎錦暉創辦的歌舞學校和培養的歌舞人才也大多為十幾歲或二十幾歲的學生和青年。如當時社會受關注度和歡迎度較高的歌星有黎明暉、王人美、黎莉莉、周璇、張帆、薛玲仙、嚴斐等。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我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歌星大多由黎錦暉創辦的歌舞學校和社團培養，且多為女性，有些歌星甚至同時兼具雙重或多重頭銜，如王人美、黎明暉、周璇等即是歌影雙棲的明星。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市民審美趣味的世俗化以及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使“歌星”逐漸成為當時市民消費的一個新奇對象。
關于歌星的“雙重”“多重”頭銜、角色等問題，斷頭僧的《見聞隨筆》中有所談及：“唱歌，跳舞，電影，近亦成為姐妹藝術，故由唱歌改行伴舞或入影界，不足為奇；舞娘再回復唱歌界或入影界也不足為奇；影人下海伴舞或變為歌者，更不足為奇；所奇者，此輩之手腕智慧何其過人也。入影界稱影星，入舞界稱舞星，入歌界稱歌星。”
《歌星畫報》1935年第3期的“圖照”部分，報道了歌星徐健進入影界的消息，“徐健是上海的紅歌星，現經影星黎莉莉小姐的介紹，正式加入了聯華影片公司，在大導演孫瑜先生的新片里將擔任一個歌星的角色，以歌星而演出歌星的角色。”
綜上所述，當時歌界、舞界、影界對于相關人員的專業考核沒有硬性的規定，而且三者之間關系緊密。因此，出現“雙重”“多重”頭銜的現象就較容易理解了。
四、有關“聽客”的分類
“歌星演唱甜歌，就有無數聽客收聽，因此間接的也得說到‘聽客身上。‘聽客也分男女，老年少數，中年青年各據其半；老年者偶爾高興，才會聽聽；中年卻不然，男雖已娶妻，仍猶吃飯之不梢掇，常聽不厭；女雖嫁夫，亦以此為唯一之消遣；未婚者其嗜聽似又勝過前者。青年血氣方剛，更了不得，勿論商、學、工；每聽就狀如昏迷，男大有遍識歌星，就我干什么都行之概！女亦以能上播音臺，身立麥克風畔，即不啻登臨天臺圣境為榮！”
這段文字中作者主要就“聽客”問題作了論述，將“聽客”分為了三類，即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指出在收聽歌星演唱次數和迷戀程度方面，青年人甚于中年人，中年人甚于老年人。以此也可以得知，當時流行歌曲的欣賞人群大多為中青年。
五、結語
綜上，顧顏的《歌詠界眾生相》一文主要敘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歌星構成的“歌詠界”的存在狀況與現象。不僅關注了作為歌詠界“主體”的“歌星”，而且對“聽眾”“捧家”也做了分類與闡述。對了解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歌星”“歌詠界”的存在形態、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事實和史實依據，具有很高的研究與參考價值。
通訊作者：馮雷
注釋：
①宋友梅主編.歌星畫報[N].1935.6—1935.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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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錢乃榮.海派文化的十大經典流變[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
馬 泓（1991-），西南大學音樂學院2014級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