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鼎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召開
安晶
摘要：中國音樂史是一種有著深沉的歷史積淀、厚重的人文底蘊、飽滿的人性關懷的音樂歷史。本文認為，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應以“人”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注重“以人為本”，體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
關鍵詞：中國音樂史 人文關懷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6）15-0076-02
中國音樂史是一門有著無窮潛力和頑強生命力的學科。它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過程和史學底蘊，是音樂史的歷史進程和發展中對人更深層的理解。
所謂“人文關懷”，學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可以肯定的是，人文關懷就是關懷人的生存和發展，對人的價值、尊嚴與符合人性的生活條件的肯定，對人類的獨立人格和個性的追求，對人類整體的理性和命運的關注與思考，它的核心就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人文關懷必須立足于人的獨立、自由的個性，關注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培養高尚的人格，提升人生的價值。人文關懷主張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尤其強調人的精神生活，它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作為人類文化史之一的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更應該有著人文關懷方面的思考。
郭乃安先生曾說過：“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顯然，人，是音樂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同樣也是音樂史學研究的關注點。中國音樂史有著自身獨特的人文價值，它研究的目的不僅要對音樂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所產生的現象加以分析，提高音樂史學的學術思辨能力，更要弘揚有著深厚底蘊的音樂史學中的人文精神，體現深層的人文關懷。中國音樂史學研究需要通過了解、分析音樂現象的方式，對人性和人文進行音樂考察，探討古今人類所堅守的音樂信念，反思歷史上的音樂家做了些什么，有著怎樣的思想，作品有什么樣的風格，現在的我們又該如何去做。
史學學科注重史料，重要的是它的歷史性。誠然，由于年代的久遠，音樂的歷史充滿了豐富的厚重感，音樂史的研究必須依賴史料。從《史記》開始，便有大量正史史料產生，其中樂志部分記載了朝代的禮樂制度、音樂的傳承、樂理樂器等方方面面。除正史之外，還有一些書籍如沈括的《夢溪筆談》和《補筆談》、陳旸的《樂書》、王灼的《碧雞漫志》、徐青山的《溪山琴況》、徐大椿的《樂府傳聲》、朱長文的《琴史》、燕南芝庵的《唱論》等，涉及到了樂律、樂器、樂譜、曲譜等多方面音樂發展情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音樂史料文獻。另外，除樂器實物外，也有大量藝術作品如各種陶俑、雕刻、壁畫、器皿雕文等對中國音樂的狀況進行了記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音樂發展的情況，為今人提供了寶貴的音樂可見材料。所以，中國音樂史學工作者對過去靜止的文獻資料尤其重視，而那些口碑資料則難入法眼，口傳心授的歷史資料往往被忽視，只能成為他們茶余飯后偶爾講起的零星故事，極少能登入音樂史學的大雅之堂中。
綜觀中國音樂史的長河，有著大批光芒萬丈的人物，肖友梅、黃自、冼星海、聶耳、劉天華、阿炳……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音樂家，廣博睿智的作曲家，還有從事民族民間音樂的民間藝人，他們有著廣博的學養、深厚的樂養、正確的德養，共同譜寫了中國音樂史輝煌的篇章。每一位音樂家，都有著光輝的形象，為現代的音樂工作者樹立了一個標桿，建構著一把道德標尺，一種主流價值觀念。與此同時，一些被稱之為“靡靡之音”“黃色歌曲”的流行歌曲長期不受重視，諸如黎錦輝、陳歌辛等音樂家被排除在音樂史的主流研究視野之外。中國音樂史領域中，既有高層精英人物的音樂活動，也有中下層普通民眾的欣賞需求，專業的音樂家固然值得研究，必須研究，但是普通人的音樂活動對于音樂史學具有特殊價值，依然是值得研究的。其實，普通大眾對音樂的需求，對音樂作品的真實感受，會比那些文獻資料有著更深的感染力，極其閃光的、寶貴的一手資料，音樂史學家更應該尊重和追求。此外，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者還應該關注廣大群眾對于音樂作品的需求，為他們提供真實可靠、喜聞樂見，有著正確社會價值導向的音樂作品。音樂史學的最終目的還是應該為人民服務，脫離了人民群眾，音樂史學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因此，研究中國音樂史要從實際出發，盡可能的把自己的工作和人民群眾的需求、社會的需求相結合，如此一來，中國音樂史才能有更頑強的生命力。
現代人對中國音樂史的研究，往往容易只停留在音樂家的外在行為上，以現象的描述為主，彷佛歷史上的音樂家都是缺乏需求、意志和情感的人，這樣理解音樂史就會只在皮毛，未得精髓，進而無法打動人心。在對音樂史研究的過程中，必須要全方位的了解其人、其事、其作、其思想等各個方面，以及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的地位與意義等。所以，研究中國音樂史在反映人的活動時，除了研究音樂家們的外在活動表現，更要注重對音樂作品背后的解讀，挖掘音樂家的內心世界等方面來彰顯音樂中的人文關懷，從而體現自我關懷。音樂史記載的人的活動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如果說，音樂史研究只關注從文獻到文獻，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音響到音響的一般事實，而失去對藝術生命的人性化的揭示，那這僅僅是毫無生命力和藝術性的史學研究而已。音樂史學研究的人文關懷也應該包含對史學家們自身的關懷，應該愛惜史學家們的勞動成果，改善和創新對音樂史學家的評判標準，給予他們思考和工作的充分時間，鼓勵他們多出精良的研究成果。另外，音樂史學成果的價值不能僅僅局限于發表刊物的高級與否，也要根據成果的自身價值來看，要重視對音樂史學家的關懷，發揮他們的作用，體現他們的價值和尊嚴。
研究中國音樂史，不是簡單地去描述歷史上產生的音樂現象，而是要通過音樂史來解釋、發現、指導自己，讓人們認識、概括、評價、分析音樂史，在人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國音樂史研究有很多優良傳統：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勇于探索的研究精神、結合現實審視歷史的批判精神等等，現代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說過：“史學成立的經過，當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則為致用”。換言之，在音樂史學的研究中，求真和致用尤其重要，不可偏廢，正所謂“唯樂不可以為偽”。求真是音樂史學的根本原則，是音樂史的生命存在，而致用則是音樂史學的社會需求，是音樂史的社會功能體現。中國音樂史經由歷史的傳承，有可見的實用的知識和技能，也有非可見的智慧和修養，更有通天地之道與理。愛因斯坦在《論教育》中曾這樣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提到的“一個和諧發展的人”，顯然指的就是全面發展的人，一個有著專業知識技能和良好品德修養相通的人，只有掌握音樂史專業背后的隱性價值，了解其價值取向，才能使人從“一種有用的機器”而變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中國音樂史學的研究從終極目的上來講是通過音樂來關注人的心靈和生存狀況，故音樂史學本身要從傳統的小歷史走向全新的大歷史，從宏大敘事走向微觀視野，從精英視角轉向民眾視角，從一家之言走向群眾之語，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解讀……總之，音樂史學研究要實現終極的人文關懷。
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成果應該有著創新的表現形式。雖然音樂家及作品一成不變，但要突破傳統的音樂史學記載方式，從多方面的角度和形式來表現音樂家的歷史創造能力，讓更多普通音樂人的活動受到精英音樂學家的關注，使其在新的時代可以繼續發揮它的優勢。梁茂春教授曾經說過：“應該有各種各樣的音樂史——以技術為主的音樂史，以形態為主的音樂史，以文化為主的音樂史，以政治為主的音樂史。在各式各樣音樂史的最高處，則是‘人文音樂史。因為所有音樂史的研究，最后都終歸聚于人性。”
作為一個音樂史學家，可不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把自己逼進高臺孤室而丟掉對社會和人的關切？音樂史學家是現實社會的一分子，怎么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總之，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每一個人，都應該真正享有人所應有的生活和條件，他們的個性和尊嚴應該得到保護，他們的自身價值更應該得到合理的體現。中國音樂史是一種有著深沉的歷史積淀、厚重的人文底蘊、飽滿的人性關懷的音樂歷史，它本身就是一部有關“人”的學問，是真正的總體的“人學”，它通過音樂產生共鳴，洋溢著“人文精神”，彰顯著“人性智慧”，是人類精神文明創造的偉大成就。中國音樂史應該成為社會人文關懷中巨大的精神力量，這是音樂史學研究永無止境的社會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