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馬勒如何用交響音樂探索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顏新禎

馬勒 1911年5月18日逝世于維也納，他繼承了自海頓、莫扎特、貝多芬一直到舒伯特、勃拉姆斯和舒曼以后的交響樂傳統，同時又從時代精神中汲取豐富營養，確立了一種新的交響樂語言，成為 19世紀末 20世紀初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馬勒去世百年之時，各地樂團慶祝他輝煌的成就。 2011年第 14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于 10月6日如期在北京舉辦。音樂節以馬勒為中心，特色極其鮮明，在為期 25天的音樂節里，收入馬勒的 18部完整作品，其中包括交響樂、聲樂、室內樂等，以紀念馬勒逝世 100周年。上海交響樂團在上個樂季上演他的五部交響曲之后，繼續獻演《第六交響曲》。上海大劇院也陸續推出紀念馬勒逝世 100周年系列活動。世界著名指揮大師祖賓 ·梅塔率領意大利佛羅倫薩五月音樂節管弦樂團亮相上海大劇院，演出了馬勒《 D大調第一交響曲》（又稱《巨人》）。在此之后，被譽為“馬勒第二交響曲”最佳演繹者和代言人之一的美國音樂研究者吉爾伯特 ·卡普蘭攜手上海愛樂演繹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除了音樂作品，還開展了一系列專題講座《馬勒的音樂與人生》《解析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反諷的深意：馬勒音樂的“后現代”意味》等，來緬懷這位飽受人間磨難的音樂家。這一系列的活動激起了我重新思考馬勒音樂中“悲觀”的特殊語言。

古斯塔夫 ·馬勒在創作《第三交響曲》的漢堡時期，馬勒將自己的哲學興趣集中在叔本華和 G·T·費希納的著作上。他感到在他所讀的關于音樂本質的一些著作中，叔本華的《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所涉及到的相關段落是最有意義的。按照叔本華的理論，意志是人的本質，是人的全部生活中最深刻、最真實的東西，音樂本身正是對這種深刻、真實的直接傳遞或客體化。馬勒的音樂傳遞的就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現實生活。羅素指出：“文明歐洲流行的悲觀主義和神秘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叔本華的。 ”[1]然而馬勒并不像瓦格納那樣幾乎是全盤接受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思想，馬勒與叔本華是一種人生觀上的契合。而且隨著自身災難的深化，這種人生觀的影響也就越發顯著。馬勒一生都是選擇死亡的題材，這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可見，強調死亡實際上就是體現了馬勒生命中的悲觀意識。在對痛苦、不幸，無法抗拒的境地下，人們要尋求某種問題的解釋，叔本華哲學恰恰是這些問題的答案。他閱讀叔本華哲學、并欣賞接受叔本華的觀念，形成了他情緒上的一種類型，屬于低沉、充滿矛盾、找不到答案、緊張、彷徨的心境。而有時又達到升華、進入神圣的境界。這些都是在他的音樂作品中流露出來的。

北京國際音樂節推出的馬勒十部帶編號交響曲，便是完整反映馬勒從 1884年構思第一交響曲到 1910年第十交響曲近 30年的歷程，讓觀眾通過音樂感受到馬勒的悲苦人生。馬勒《第一交響曲》借用了許多早年不同時期創作的音樂作品的材料來象征著他的不幸經歷，這部作品的基本主題是圍繞著在生活中經受磨難、挫折并與之斗爭的英雄任務。全曲共四個樂章，其中體現馬勒悲觀意識在第三樂章中得到鮮明的體現，他稱第三樂章為《仿卡洛風格的葬禮進行曲》。它借用民謠《馬丁兄弟！你還睡嗎？》，這本是一首歡快的歌曲，但馬勒甚至從兒童時代起就從未像其他人所唱的那樣認為“馬丁兄弟”多么歡樂，而是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悲劇。用諷刺、怪誕的手法寫一首悲劇性的葬禮進行曲。《第二交響曲》就是面對迷惑不解的無意義的人生，去尋找人類存在真諦的一次嘗試，從對人生意義的探索這個角度上看，與《第一交響曲》不同的是馬勒這次離開了他的親身經歷，就像一位高瞻遠矚的哲學家站在很高位置上發問：“我稱我的 c小調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為《葬禮進行曲》，它是我《第一交響曲》中的英雄，這個英雄正忍受他的悲哀和痛苦，現在我把他帶進墳墓里。這里立即產生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你為什么活著？你為什么受苦？難道這是天大的笑話！如果我們要繼續生存的話，我們必須回答這些問題”[2]他一直都在努力尋求“生與死”的答案，對人生的意義進行探索。這部作品第一樂章一開始便以急促的十六分音符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嚴肅、悲哀，象征著死亡的葬禮氣氛。《第三交響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痛苦的世界上飛翔”。這種生死探索在《第四交響曲》中繼續思考。然而從《第五交響曲》開始，他的悲觀意識進一步深化，他把目光轉向了 “人類所處的悲慘困境”和“真實世界上 ”。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所遭受的所有痛苦的總和。從總的方面看，作品主要表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情緒：一方面是贊美生命的舞蹈；另一方面是死亡的力量，它無時無刻不在對人進行威脅。 1904年，馬勒完成了他的《第六交響曲》。這部被馬勒稱之為《悲劇交響曲》的交響樂作品保持了傳統四樂章結構，它的基本內容就是表現“死亡”。最后的三部交響作品，具有綜合概括的意義，一方面，在內容和形式上對前面的作品進行了歸納總結；另一方面，又充分反映了馬勒晚年異常矛盾的心理，音樂帶有深刻的悲劇性。畢竟他所向往和描繪的天堂，不僅不存在也不可能實現。

我們看到從馬勒的第一交響曲到最后一部交響曲，這其中在藝術內涵表現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死亡”形象的不斷出現這一與生命對立的否定形象，從《第五交響曲》開始就達到了相當尖銳的程度。而《第六交響曲》可以說是馬勒對這一死亡形象作為對人的精神不斷摧殘的更為深沉的悲劇表現。從馬勒的深沉意識上說，這就是他生存的不幸環境，以前是這樣，以后還是這樣。《第六交響曲》中的“死亡”就是對這種敵意環境的痛苦否定。

《第六交響曲》也稱為“悲劇交響曲”，這是有一定道理的。馬勒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傳統價值觀念產生深刻危機的時代。像叔本華、尼采等思想家、哲學家那樣，馬勒本人也痛感到現實社會和人類現實生存的無意義性（盡管他不可能洞察到產生這一精神危機的社會根源）。《第六交響曲》從本質上來講充滿了生活經歷的苦澀，表明了對生活的否定。馬勒通過對他本人、他的女兒及阿爾瑪的痛苦“經歷”的表現，所揭示出的深層含義就在于此。在音樂創作上，《第六交響曲》也不像以往的交響曲為了適應作品的情節表現而運用展開性的調性手法，馬勒在《第六交響曲》中就是以象征著死亡的 a小調作為作品的中心調。整部作品的四個樂章在調性上的安排是： a小調奏鳴曲快板； E大調慢板樂章； a小調諧謔曲及 a小調結束樂章。象征著死亡的 a小調成為作品的集中表現調性。

關于馬勒，還需要提到的是：《第六交響曲》的預言印證了馬勒的實際生活。就在這部作品首演的第二年，《第六交響曲》中敘述的悲劇性內容，真實地降臨到了馬勒的頭上：首先是他的大女兒因病死亡；緊接著他在反對他的人的聯合攻擊和反猶主義越演越烈的氣氛下，被迫辭去了維也納歌劇院的院長和指揮的職務；而最后一次，他被醫生診斷為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馬勒在實際的生活中真正受到了命運的三次打擊。馬勒在《第六交響曲》中對其不幸命運的預感主要來源于馬勒頭腦中的悲觀宿命意識，這除了跟他存在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其不幸的生活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外，也不能排除叔本華的悲觀態度對他的召喚。《第六交響曲》出現的巧合也正是他不樂觀的消極意識造成的，他預感到了命運的悲慘結局，人生的不幸。馬勒接受叔本華的觀念，某些觀念肯定就有與叔本華相同的地方。同時作為作曲家，他要把心中的這種感受變成音樂，跟此時此刻他要表達的東西有關。馬勒要表達死亡，死亡給人帶來緊張、彷徨的痛苦感覺，這與叔本華哲學觀念流露的情感基調是一致的。

馬勒傾注了他的一生，去探索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在音樂形態上馬勒用發展性調性，雖然音樂調性還存在，但音樂不再回歸主調，音樂中最基本的穩定因素已經動搖了。所以馬勒的音樂更顯得緊張、不安。可見，馬勒作品既是他人影響的產物，同時也是自己獨創的產物。人們在不斷聆聽馬勒的作品中去感受馬勒獨有的特殊語言，去體會他更明確、更具體、更深刻的悲觀意識。也正是這種獨特的內涵，吸引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了他的音樂世界。

注釋

[1]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第303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2] SLGM， 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