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說 貝九

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如約來到嚴良.先生的家中，他拿出鐵觀音沖泡功夫茶來招待我。茶過三巡，他談起了當年指揮“貝九”前前后后的往事。

卜大煒：嚴老師您好！上次聽您談了《黃河大合唱》，而另一部偉大的交響合唱 ——貝多芬《D小調第九交響曲》在新中國的首演是您指揮中央樂團上演的。聽說“貝九”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時中央樂團的獻禮演出。

嚴良.：那是 1959年10月1日在首都劇場演出的，新中國成立剛剛十周年，演出是作為中央樂團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三大獻禮演出之一，另兩大獻禮是李德倫指揮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十一交響曲和羅忠熔創作的《第一交響曲》。如今“國交”的門廳中還掛著那次演出 “貝九 ”的巨幅照片，四重唱的歌唱家是女高音梁美珍、女中音蔡煥真、男高音魏鳴泉和男中音魏啟賢。照片上的這些藝術家們都為中央樂團，為新中國的藝術事業作出了貢獻，看到這幅照片，大家備感欣慰。當時樂隊的個人技術水平還很有限，又剛剛下鄉勞動鍛煉回來，在鄉下大家還要拉二胡，吹嗩吶什么的，回來后還有什么思想批判運動在干擾。有些現在樂隊不成問題的東西，在那時還很吃力。

卜大煒：您能舉例談談都遇到哪些難點嗎？是樂隊部分還是聲樂部分？

嚴良.：例如樂隊有一處后半拍進入的地方，現在的年輕樂手拿來就拉，可當時就是進不來。那時的熱情和干勁非常高，大家集體攻關，互相幫助，相互分析技術問題。不光分聲部練，還跨聲部組成什么弦樂四重奏、管樂五重奏來練譜子，這樣能練得聲部與聲部之間的默契配合。聲樂部分也有很大的難度，男低音要唱到高達 F的音，女高音要唱長達 14（8）小節的 A音，結果，在演出時大家這些地方唱得漂亮極了。獻禮演出成功后，大家激動得不得了。有些隊員新中國成立前在上海看過帕契指揮的工部局交響樂團演的“貝九 ”，南京的國立音樂院也演出過，但聲樂部分是降低了一個大二度演出的，因為歌唱部分的難度太大，克服不了。中央樂團成功演出了 “貝九 ”，大家就像過節一樣。

卜大煒：我沒有經歷當年的場面，但是聽樂團老藝術家們談起此事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我也總是被深深地感染。中國人成功演出了“貝九”，其意義是非凡的，這在中國音樂史上是要書上一筆的。當時的社會反響一定很大吧？

嚴良.：當時這件事情挺隆重的，《人民日報》報道了，但那時對個人的宣傳是很低調的，不像現在那樣宣傳誰誰怎么怎么樣，報紙上的報道主要是中央樂團演出了這部作品，是大家在一起的合作，是一起搞的事業。那次 “貝九 ”的演出宣告了一個時代的到來。后來全國各地許多樂團都演 “貝九 ”，中央樂團的合唱團就不時地“借”給這些樂團上演。

卜大煒：中央樂團演“貝九”可以說有示范效應，藝術上樹立了標桿。

嚴良.：后來，就連外國指揮也來揮 “貝九 ”了。例如，東德的萊比錫交響樂團就來了，與中央樂團的樂隊和合唱團聯合演出，他們的指揮馮 ·嘎茲指揮前三個樂章，然后將指揮棒鄭重地交給我，由我指揮最后的合唱樂章。演出后，德國朋友興奮地說，聽用中文唱 “貝九 ”比用德文唱還好聽，席勒寫的詩一定是從中文翻譯過去的。后來許多沒有機會指揮 “貝九 ”的外國指揮也聞訊趕來了。大概是 1961年，蘇聯的權威指揮家阿諾索夫，也就是我和李德倫的老師也來揮，他在蘇聯手中沒有樂隊，所以從沒有揮過“貝九 ”，這次他可過了把癮。就連小澤征爾也于 80年代來揮過，他一遍下來，沒挑出什么毛病來，又將第四樂章從頭到尾連著來了一遍。“貝九 ”不能說演就演，要像過節一樣演“貝九 ”。后來在 1983年，中央樂團將貝多芬的一至九交響曲都演出并錄了唱片。指揮有李德倫、陳燮陽、韓中杰，我還是揮第九。

卜大煒：《黃河大合唱》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演出是您事業的兩次巔峰，一中一外，堪稱雙璧，在您的藝術生涯中從兩個方面為中國的交響樂藝術事業做出了貢獻。

嚴良.：我經歷了三次戰爭鍛煉和考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上了兩個音樂學院：南京國立音樂學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自己在事業上藝術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給的，是黨給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

著一件事，就是還藝于人民，盡義務還給人民。前不久做了一個夢，夢見去見周總理了，周總理說，你為人民服務的任務

還沒有完成吶！來這里干嘛？快回去！我就又回來了。所以我現在到處講學、演出、指導業余團體都不計報酬。

卜大煒：當我在樂隊中演奏時，遇到過一些通常僅指揮樂隊作品或僅指揮合唱隊的指揮，他們在指揮交響合唱時往往對其中的一個方面缺乏觀照，所以，有時合唱隊對他的拍子不適應，有時樂隊對他的拍子不適應。而像《黃河》和“貝九”這樣大型合唱作品，有聲樂部分，還有器樂的段落，“貝九 ”前三個樂章是純器樂的，那就需要對聲樂和器樂都能把握，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和體會嗎？

嚴良.：我14歲開始“打拍子”（我注意到他說自己那時是“打拍子”，這是謙虛），到現在已經打了 70年的拍子了，這 70年的職業生涯中民樂隊、軍樂隊、合唱團和交響樂團都指揮過。我回國后除演出外，也兼課教書，帶研究生。我感到現在學生在學校實踐太少，只能是做到理解音樂，真正的指揮成長是在排練廳，指揮樂隊積累經驗。而這項工作要求學生做好案頭準備，否則就是浪費大家的時間。指揮還要勤奮，不恥下問，指揮與樂隊隊員是平等的，決不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指揮要對音樂做好分析和自己的音樂處理。這方面“四大件”及作曲專業的課程是指揮的基本功，例如，要做大量的和聲和對位習題，做不夠一千道題不能畢業。指揮的工作從廣義和狹義上講都是打預備拍， “up beat”（起拍），廣義是指熟悉譜子、排練，都是準備工作，如果沒有做好這些工作那就是浪費樂隊一百多人的時間，你不能等大家熟了你才熟，這樣的指揮只能是起到節拍機的作用。同時，這也是藝德問題。

卜大煒：我常常琢磨：樂隊和合唱隊在演奏形態方面各有特性，例如在呼吸的感覺上有些差異，那么反過來看，指揮樂隊和指揮合唱隊的感覺是否也存在著差異？或者說樂隊和合唱團看指揮的感受是有差別的？

嚴良.：合唱與樂隊的區別在于，合唱比樂隊的作品更容易理解，因為合唱有歌詞嘛。但有人說合唱才四行譜，樂隊有十幾行以上的譜子，這是錯誤的。兩者的作曲技法是一樣的，不要忘記合唱譜上還有鋼琴譜吶，樂隊譜實際上也就是鋼琴的移植譜。合唱指揮與樂隊指揮的不同是，合唱指揮與演唱者可是面對面的，音樂的情緒不光要反映在手上還要反映在自己的臉上。合唱指揮的臉不能從頭到尾是一張臉，你要把對音樂的感受反映在臉上。

合唱還有咬字的問題，有聲音的統一問題，還要做到剛柔相濟，尤其是在旋律部分，要有抑揚頓挫之感。藝術歌曲的織體有主調的，有復調的，講求豎的層次安排，這就比樂隊復雜豐富多了，尤其是那些巴洛克作品。合唱的指揮要會給氣，要給呼吸，不能像砍柴一樣來指揮。有些樂隊的指揮不熟悉合唱，在排交響合唱作品時都是由合唱指揮事先排好了合唱才來，其實他來只是揮拍子而已，真正的排練過程已經完成了。還有些指揮不會處理樂隊與合唱的強弱層次，樂隊總是壓唱，例如“貝九 ”第四樂章最后一段的最急板，樂隊和合唱團這兩條洪流匯成一片音響的海洋，這時樂隊應該稍稍讓位給合唱，因為聲樂是有唱詞的呀，而有的指揮并沒有顧及到，結果歌詞是什么觀眾什么也聽不清楚。《唱論》（作者注：這是元人燕南芝庵的一部談論歌唱技法的著作）中說“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說拉弦樂器不如管樂器，因為管樂器（竹笛類）有呼吸，它表達演奏者的情感就更主觀和直接一些，而人聲（肉）是嗓子發出的，是最直接表達感情的“樂器”，是最美的聲音，我們為什么不突出它呢？應該是以“肉”為主，以“竹”為副，以人聲為主，樂隊為輔，主行客隨。這里說的是主次要分明。要知道，一個單簧管的音量等于 18個女高音呀。許多樂隊指揮不知道合唱藝術中的情趣和難度，有人說會揮樂隊就會揮合唱，結果他們一上手合唱團就受不了了，他的指揮讓人無法呼吸。我是樂隊、合唱兩邊都干過，這方面深有體會。

卜大煒：冒昧地問一下，您在指揮生涯中遇到過什么困惑嗎？

嚴良.：有一次我指揮“貝九 ”差一點出大漏子。那次音樂會在“貝九 ”前加了一首《艾格蒙特》序曲，但在開演前，主持人講解了半天的 “貝九 ”，所以腦子里一直是 “貝九 ”，上臺后就按照 “貝九 ”給出了一個緩慢的弱起拍，結果樂隊奏出《艾格蒙特》的強和弦，我心里一驚，但馬上調整過來了，幸虧臺下沒有發現。我認為在臺上指揮偶有紕漏，不能老反過來嘀咕它，而是盡力將后面的音樂揮好。有幾次出了錯，下來后問愛人，哪里哪里錯了聽出來了嗎？她說沒有聽出來呀。我說，那就好。哈哈！人生就如同指揮一樣，有什么錯誤讓它過去，把以后的事情干好就是了。

卜大煒：我知道您在80歲那年做過心臟搭橋手術，手術后反而更活躍了，頻頻出現在指揮臺上，舉行音樂會、教學、輔導各地的合唱團。2007年9月9日您在《友誼和平進行曲——鄭律成作品音樂會》上指揮《解放軍進行曲》是飛步跨上指揮臺，一登場就是滿堂彩。我看到您在指揮過程中全身都投入到音樂中，連腳都在指揮。我想您無數次的藝術實踐，多年的藝術積累，對于所指揮的音樂作品已是成竹在胸，在藝術上進入了“自由王國”的境界，在臺上的大師風度也由此而來。

嚴良.：但我經常強調的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我1938年參加工作，把自己放在人民中間，“貝九 ”搞出來受到國外的承認，提高了國威，但搞出 “貝九 ”都是人民培養的，是人民的支持。年輕時也驕傲過，也有個人英雄主義，

但入黨后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切都是人民給的，所以，有領導接見就總是讓群眾站到前面。

卜大煒：中國國家交響樂團一級演奏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