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史學的回顧與反思-鑒寶 法帖 顧音海 京東書

丁璐

【摘 要】中國音樂史學是中國歷史學的一個分支，無論是近代史學還是傳統史學都對音樂史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近代音樂史學在理論和方法上雖然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但是傳統史學中所蘊藏的精華卻是近代音樂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本文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述近代因素的孕育及其發揚，是傳統音樂史學向近代音樂史學轉變的中介。

【關鍵詞】音樂史學；樸素進化觀；章學誠；乾嘉學派

中圖分類號：J6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21-0063-02

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隨著一場以“民主”、“科學”為口號的“五四”運動的展開，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學理論隨之也被輸入進來。語言學、歷史學等西式社會科學理論對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治史的方法也漸漸為音樂學術界所借鑒。在音樂史的研究中，逐漸開始注重西洋歷史研究方法的運用。早期比較關注這個領域的有葉伯和、鄭覲文、王光祈、楊蔭瀏等人。

于是，在近代音樂史學產生的問題上就造成了一種假象，即認為：近代音樂史學與傳統史學之間存在一個斷層，近代音樂史學從理論到方法都是由外國輸入。其實不然，近代音樂史學是從傳統史學發展演變而來的，外來影響只是近代音樂史學產生的重要條件，其內在根據還得從中國史學本身去找。傳統史學中雖然有大量糟粕，但同時又蘊藏著許多精華，傳統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當外來文化大量輸入的歷史關頭，這些寶貴的近代因素被當時敏銳的學者所重視、所發揚，成為他們吸收外來進步文化的內在基礎，并在與外來成分相糅合的過程中得到升華。顧頡剛先生在1919年所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觀》一文中說到：“吾從前以為近三十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界是由易舊為新的時期，是用歐變華的時期。但現在看來，實不盡然?！谌陜龋掠械臇|西固然是對于外國來的文化比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國原有學問上——‘樸學、‘史學、‘經濟、‘今文派——的趨勢看來，也是向這方面走去”。[1]顧頡剛先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出了深刻的道理：近代史學的成就雖然是由學習外國所得，但同時也是對傳統史學有選擇地繼承、發展的結果。中國音樂史學是中國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無論是近代史學還是傳統史學都對音樂史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本文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述近代因素的孕育及其發揚，是傳統音樂史學向近代音樂史學轉變的中介。

一、樸素的歷史進化觀

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指導思想，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就是用進化論的觀點闡述了中國傳統音樂的整體變化，以及律調、樂譜等部分的歷史發展，開創了中國音樂史學的先河。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著作的出發點也是進化的，書中的標題如《律之進化》、《調之進化》、《樂譜之進化》等等已經能夠說明作者的觀點。他在《自序》里面說到：“吾國歷史一學，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只有‘掛帳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述”。[2]由此可見，西方的進化論觀點對中國音樂史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于是人們也都認為，西方的新史觀的輸入是近代中國音樂史學產生的原因。的確，歷史進化論觀點的傳入，使中國人的歷史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當時中國本土的樸素進化觀點的流行，卻為西方進化論的輸入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它就是顧頡剛先生所特別提出的“今文派”即公羊歷史觀。公羊學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說”，包含著對待歷史的一個很寶貴的觀點：“歷史可以按一定的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盵3]“啟示人們用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社會歷史進程。”[4]東漢以后，今文學衰落，一千年間消沉無聞，到了乾嘉年間，由于清朝統治面臨危機，進步人士在學術上要樹立新的風氣，需要有一套理論來發揮，于是公羊學說才重新崛起，被進步學者所提倡。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提起新史學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的旗幟，又特別說明：“三世者，進化之象也?！盵5]夏曾佑將公羊歷史觀與進化論相融合，充分吸收公羊學的歷史變異觀點，并與西方進化論相貫通，形成了獨創性的見解，并于1902-1904年撰寫了一部體現進化論觀點的史書《中國古代史》。這些事實足以證明：中國傳統史學中孕育著進步成分，中國音樂史在從傳統向近代轉變的過程中，西方思想的輸入盡管起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而轉變的內因卻存在于中國史學的母體之中。

二、歷史編撰中生命力的顯示

葉伯和、鄭覲文、王光祈等人撰寫的《中國音樂史》均采用了當時的一種新的編撰形式——分章節敘述的體裁，對古代音樂文獻進行較為系統的整理與研究，章節體例的采用，縱向則歷史脈絡清晰，橫向則現象條理分明，具有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之優越，成為現代音樂史學著作體例的一種形式標志。有的學者認為，近代“章節體”的編撰形式是摒棄了傳統史書形式，從國外輸入而來的。其實，中國史學發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和業已達到的成就，乃是學習這種外來形式的基礎。十八世紀末，章學誠便提出改進歷史編撰方法，他主張“仍紀傳之體參本末之法”作為史書編撰的方向。他認為歷代沿用的紀傳體存在難以反映史事大勢的缺陷，主張用紀事本末體加以彌補。葉伯和《中國音樂史》在編撰上即在于把中國紀事本末體的特點，糅合到從西方和日本學來的分章節敘述的形式中。如書中進化時代第四篇（秦漢以后）絕大多數是按事件設立的，專設一節敘一事，如第一節古樂失傳、第二節樂府的成立、第三節印度音樂的輸入、第四節古樂復興、第五節改定音階。這就證明：近代“章節體”既是在外國影響下出現的，同時也是對本國原有形式中有生命力部分的發展。

三、考史方法中科學因素的發揚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下，文化界和學術界高舉“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吸取西方學術之科學精神。葉伯和在《中國音樂史》中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提出大膽精辟的見解：“我們現在要把從前的一切舊觀念都打消，再用一副哲學的、科學的新眼光來觀察他、審定他，要從這樣取的，才算得音樂史?！盵6]王光祈《中國音樂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亦即嚴格的科學態度。作者開宗明義就明確指出：“……研究古代歷史，當以‘實物為重，‘典籍次之，‘推論又次之。”[7]所以他提倡“實物研究法”。他們的治史方法固然受到西方近代實證史學的影響，同時也是乾嘉考史方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進一步發展。乾嘉學者考史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廣參互證、追根窮源。他們嚴密考證的方法實則具有近代科學因素。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國維、陳寅恪。王國維總結自己的治史方法為“二重證據法”，認為研究歷史要把文獻資料與地下考古資料相互對照，這樣才能使歷史具有可靠的真實的基礎。陳寅恪先生將乾嘉考史廣參互證的方法與西方近代學者重視的比較研究等方法結合起來，在隋唐史等方面作出了卓著的建樹。乾嘉考史方法在近代的發揚同樣證明：不同時代的學術，前后存在內在的聯系，近代史學的成就固然是由學習外國所得，但同時也是對傳統史學有選擇地繼承、發展的結果。

探討傳統音樂史學向近代音樂史學轉變，既是科學的說明近代音樂史學的產生所需要，同時對當前中國音樂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近代音樂史學是近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弄清近代音樂史家與前人的批判繼承關系，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理直氣壯地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在今天，批判的繼承我們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仍然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音樂史學，同樣必須從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中吸收營養。

參考文獻：

[1]載《中國哲學》第十一輯.

[2]王光祈.中國音樂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

[3]見《春秋公羊解詁》隱公元年何休注.

[4]陳其泰.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M].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254.

[5]《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

[6]葉伯和.中國音樂史[M].昌福公司，1922：4.

[7]王光祈.中國音樂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