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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偉
摘要：學術觀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識結構的基礎上，知識的維度和廣度，決定了我們能否在學術實踐中認清事物的本質。中國音樂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對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的學術成果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比較，會發現音樂史研究從最初的文獻到文獻，再從文獻逐漸走向田野，從音樂本體史料的分析到音樂外圍史料的分析，從單一論證法到多重證據法，從單一學科到多學科交叉，都是隨著學術觀念的更新和知識結構的不斷調整。學術實踐的不斷推進，音樂史才呈現出多視角、多方法、多學科的研究理念。因此，研究中理清學術觀念、知識結構、學術實踐三者之間的關系，對音樂史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學術觀念 知識結構 學術實踐 音樂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20-0018-04
中國是一個十分重視歷史的國家，自古就有編撰史書的傳統，大到官修正書，小到私人書目，王國維曾經評價：“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為發達”[1]。二十四史中對音樂的記載有“樂志”（或“禮樂志”“音樂志”），可見古人用文字來記錄歷史的發展，通過靜態的方式呈現給世人，記錄歷史的材料是否就是歷史的原樣，需要我們去求真求原。這就需要我們運用最新的學術理念、學術思想對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回到歷史現場，整體把握。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類社會每一次思想革命和技術的革新都能帶來新理念、新方法，指導研究者不斷改進既有觀念，進行深入挖掘新材料，也有對既有史料重新提出新觀點，得出新的解釋，一次一次的反復討論甄別，得出實踐成果。
一、20世紀音樂史研究的學術觀念
中國歷朝對重視對歷史的記載、承襲，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史料典籍，加之文人雅士的各類稗史、筆記等可謂“史料詳備，各種史料均得收容”[2]。其中就有許多音樂史料，上至官方正史，歷代藝文志，下至民間小說雜記均有記載，這些史料都為我們了解古代音樂概況，為探求古代音樂風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
以往的史學研究大多注重從文獻到文獻的研究方法，早期中國音樂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基本上是從文獻中尋找音樂史料進行分析解釋，較少的關注當下的音樂遺存。如20世紀第一部中國音樂史著作——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該書內容簡略，許多內容尚未展開，在有限的篇幅中大量摘錄了音樂史書中有關音樂家伶州鳩、師曠、杜夔、萬寶常等音樂家的史料。鄭覲文的《中國音樂史》寫法上也是先引用文獻史料，然后逐條進行解釋和分析，最后再闡述自己的看法。
20世紀中期以后音樂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們把精力投入到基于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不能僅僅依靠死的文獻資料，而必須像人類學家一樣投入到田野中進行考察、采風，了解我們音樂“活態”的生存現狀。不斷涌現出大量的研究者把熱情和精力投入實地考察的群體項目，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田野中，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老一輩學人躬身實踐，從堆滿文獻的書齋里，走向廣闊的田野，將音樂史的文獻與田野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思路，運用到對音樂史的研究。如20世紀50年代楊蔭瀏對蘇南吹打的研究，不僅引用了古代文獻對這一樂種的記載進行考證，還親自參與錄音記譜的實踐工作，采用民間藝人口述資料和文獻資料相互佐證，證明這一樂種大約在16世紀就流傳于該地。對民間藝人阿炳的錄音采訪更體現了一個音樂學家對民間音樂的敬畏之心和作為音樂史學家的神圣使命。正如張振濤老師論文集里對音樂研究所的民間考察的評價：“他們記錄下了傳統文化尚未遭受冷遇、原生藝術像原生壞境一樣尚未遭到破壞之前的實情。他們看到了我們今天看不到的民間藝術，遇到了我們今天遇不到的民間藝人，聽到了我們今天聽不到的民間音樂。他們沒有看看就散，聽聽就完，看了之后把應該寫下來的寫了下來，聽了之后把應該記錄的記錄了下來”[3]。
正是因為這些音樂學家敏銳的眼光和時代敏感的學術觀念，我們才能聽到“用跪的方式”來聆聽的音樂——《二泉映月》，正是因為他們才能發現民間樂種打擊樂牌子中隱藏的數列性結構邏輯。可以說從案牘到田野、案牘與田野相結合的學術觀念已經成為音樂史研究最重要的指導理念。
二、學術觀念影響知識結構的調整
在“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口號感召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出現了許多新面貌，新的學科從西方被介紹進來，學科獨立的意識得以增強。在這樣的文化潮流下背景下，中國音樂史的研究也呈現出新的面貌。
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自序”中所言：“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音樂史，亦先民文化遺產之一也。其于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固勝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4]。可以看出王光祈從事音樂的研究和寫作是想來復興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音樂文化，用音樂來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走向民族自覺。因此，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受到西方進化論觀念的影響，編撰體制按照進化論的歷史發展觀來書寫音樂史，第一章：編書原因；第二章：律之起源；第三章：樂律之進化；第四章：調之進化；第五章：樂譜之進化；第六章：樂器之進化；第七章：樂隊之進化；第八章：舞樂之進化；第九章：歌劇之進化；第十章器：樂之進化[5]。某種程度上說這部音樂史改變了以往按朝代更替作為劃分音樂史的體例，作者從另一個視角來寫音樂史，在當時西風東漸的社會風氣影響下，編寫內容上對蘇祗婆三十五調的研究，對燕樂音階的研究，對各種古譜的研究，都是新穎獨特的，無論是框架構思，還是對音樂材料的見解，都為后來的音樂史編寫提供了借鑒。此外，它一個重要的特點是注意到音樂史前后發展之間的關系，把“進化、發展”的音樂歷史面貌呈現給讀者打破了朝代格局，也打破了音樂性質形態的框架，在中國音樂史學史上都具有創新的特點[6]。說到中國音樂史不得不提到楊蔭瀏前輩的《中國音樂史綱》（簡稱“史綱”）和《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簡稱“史稿”），前者繼承了我國古代‘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與乾嘉學派的學術精華，同時又吸收了現代西方文化系統分類研究的科學方法，體現出思維邏輯高度縝密和學術內容高度濃縮的特色；后者則是楊蔭瀏在學習了馬克思和毛澤東思想，在唯物史觀的哲學思想指導下進行歷史研究的成果[7]。《史綱》采用了粗線條的“編年體”的框架結構，“全書分為‘引言、一，歷史的音樂觀；二，上古期：遠古至戰國；三，中古期：秦代至唐末；四，近世期：五代至清末；六，結論；七，尾聲”[8]《史綱》把“歷史的音樂觀”放在全書的第一章，并把這些音樂觀作為對歷史分期的依據，可見楊先生的獨到，超乎前人。而采用“人們對音樂觀念的反映”來劃分音樂形態的依據同樣在學術上視角獨特。《史稿》同樣繼承了《史綱》的編排模式采用了“編年體”的框架結構，按照歷史朝代順序編寫，對整個歷史脈絡有著清晰把握，運用文獻考證和田野考察想結合的研究方法，引古論今，旁征博引，通過“逆向考察”與當下民間音樂活態遺存，考證古代音樂歷史的狀況，在篇幅內容上也比《史綱》大為豐富，（《史綱》342頁，《史綱》上、下冊1070頁）。《史稿》在《史綱》的基礎上把中國音樂史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迎來了“以音樂為中心”研究音樂史的新時代，這主要是隨著學術觀念的轉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歷史新階段，知識架構更為宏觀，資料的占有量也更加豐富，譜例恢宏，完整曲例達到84首，改變了啞巴音樂史的面貌，至今成為中國音樂史有力的代表作。
三、學術理念的更新、知識結構的調整為學術實踐（史學研究）添磚加瓦
現階段，各種試圖從新的角度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歷史的努力，都不應該過分追求宏大敘事風格的表面上的系統化，而是要盡量通過區域的、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表達對歷史整體的解釋……打破畫地為牢的學科分類，采取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9]。當下歷史研究學者自覺的將自己的學術理念與西方的人文研究思想和科學的研究理念相對接，培養了歷史的反思精神。在新的學術理念的引領下，催生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得到拓展，視野逐漸開闊，后輩學人不僅在繼承前人的學術研究理念和學術傳統基礎上，自覺地運用多學科理念，走向歷史現場，踏勘史跡，采訪耆老，搜集文獻與傳說，進行具有深度的密集討論，連接過去和歷史，對于引發兼具“歷史感”與“現場感”的學術思考。項陽就是其中的代表學者之一，《山西樂戶研究》就是在整體理念的關照下，樂戶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這一社會群體，置于中國的封建社會音樂文化統一到制度的層面從整體上加以考量。以往我們過多的強調對音樂形態的研究，而忽視作為音樂傳播的主體的樂人與王朝制度想聯系，缺乏整體意識。任何一項研究成果的出世，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一步一步的學術積淀，使學術的迷途逐漸變為通途。音樂史的研究涉及跨學科領域的知識，綜合大學的學科優勢對于知識結構的調整有很大的幫助，再加上對學術研究的執著和努力，拓寬研究視角，數十年田野考察功力，史料與田野結合，將歷史人類學的方法運用到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提出了“國家在場”強調多學科共同協作，對研究立體把握，“回到歷史現場”方能感受體味歷史的“結晶”和“縮影”。“樂籍制度”的辨析，存在一千又數百年的樂籍制度從產生到消亡的歷史脈絡，“接通理論”將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形態與當下傳統某些活態接通。“這種音樂動態的發展思路，音樂存在方式的“歷時”與“共時”性的理解，音樂文化的整體認知，整體宏觀把握歷史脈絡與微觀切入展開歷史研究，在歷史縱向維度與廣闊空間中尋找學術研究支點”[10]。因此他提出研究音樂史的九個接通理念，為我們學習和感知歷史上國家制度與當下活態傳承、多種功能性用樂之與當下存在的意義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
四、當下學術理念和研究視角多元發展的思考
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及從西方引進之人文社會科學的初具雛形，王國維作為中國學術研究實現現代轉型的第一人，對后來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以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學術思潮影響下，中國學者用西方學術知識體系研究中國本土音樂，把“比較音樂學”傳播到東方的第一人。經過一波又一波學者、思想家、理論家的努力，逐漸形成了中國本土學術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各學科互相借鑒，形成“學術共同體”，為促進學科建設和學術水平的提高，打開了新的思路。但是當下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局限。
（一）唯文獻論
文獻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重要材料，但是，過度強調文獻史料、唯文獻論，把文獻解讀成歷史的唯一依據，史料記載的歷史當作真實的歷史，缺乏詳加考證，往往會使我們的研究不深入，陷入誤區。隨著文獻史料在音樂學研究中的重要性，音樂文獻學越來越受到關注，對史料的考證需要文獻學方面的知識，全方位的進行考證，不僅僅要盡量反映歷史原貌，還需要進行時代性的闡釋。
（二）受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導向的影響
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對學術研究的影響越來越大，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普遍受到西方的影響，中國學者王國維看來，中國理想的學術發展態勢應是“必須一方面吸輸入外來之學術，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1]。任何研究歷史的學者都不可能脫離所處的時代環境，都不可能不受到社會主流觀念的影響。比如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分期，各學者撰寫的中國音樂史都接受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廖輔叔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簡史》就是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觀來劃分，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社會形態之體例。黃翔鵬先生則主張根據音樂的形態特征來進行古代音樂史的分期，提出中國古代音樂的三大歷史階段：以鐘磬樂為代表的先秦樂舞階段、以歌舞大曲為代表的中古伎樂階段、以戲曲音樂為代表的近世俗樂階段。再者由于價值觀的不同，對已掌握的史料在運用時必定要有所取舍，這就涉及到價值判斷與學術研究中能否整體把握 ，在歷史語境中去解讀。
（三）宏觀、微觀把握不足
宏觀、微觀研究的概念，范圍很大，包括時間的、空間的，還包含了研究思路的整體考慮和局部分析。近些年有關中國傳統音樂區域研究論著越來越多，年輕的研究者步入學術之門時提交的論文，往往是區域音樂的研究，那么區域的“微觀”研究是否與“宏觀的通史敘述”具有同等價值？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我們在對區域性音樂文化做細致深入研究的同時，也需要我們在視野上宏觀把握。《山西樂戶研究》研究者雖然將視角投入山西，然而研究者并沒有忽視國家的存在而奢談地域社會研究，而是置于整個國家社會歷史場景中，力圖處在同一場景中理解過去。置于對王朝典章制度深刻了解的知識背景下，宏觀把握兩個制度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保證中國音樂文化的整體性。因此，研究中國音樂史需要研究者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同時切入方能使研究深入。
五、結語
學術觀念在研究中就像是方向盤，引導研究者不偏不倚，知識結構在研究中就像助推劑，只有知識儲備豐富，才能使研究更透徹，不至于有“隔靴搔癢”或者“削足適履”的偏頗。我們在既有的學術成果上應該反思我們的研究思路，音樂史的研究依然任重道遠，應該有急迫感，我們的學術需要發展與進步，應該增強學術的敏感性，調整知識結構，戒驕戒躁，潛心學術，開拓進取，繼承前輩創造的優良學術傳統，這樣我們的音樂史研究才能不斷的向前推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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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光祈.中國音樂史[M].上海：中華書局，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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