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
朱玉龍
摘要：崔炳元是中國當代著名作曲家，他一直致力于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探索，創作出了許許多多優秀的作品。崔炳元先生創作的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對技法和內涵不斷思考、探索和創新，把“民族性”音樂語言和西方的作曲技術相融合，達到高度的統一，作曲家大膽嘗試，尋求新的突破，為我國傳統音樂的發展增添色彩。本文通過分析本部交響組曲藝術特征等，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西北“花兒”與交響樂的東西合璧進行思考與探究。
關鍵詞：花兒? 藝術? 保護
中圖分類號：J60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18）06-019-02
一、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概述
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由寧夏演藝集團歌舞劇院交響樂團在“西北音樂節”交響音樂會開幕式中進行首演，作品是一部純粹以“花兒”為題材的交響組曲，也是中國西北“花兒”元素與西方交響樂形式相互融合。樂團大多數為寧夏演奏員，對于“花兒”的理解更加深刻、更有感情，能更好的表現出作品中西北地區人民熱情、勤勞、淳樸的民族性格。本作品由六個樂章組成，分別是：《尕連手》《“花兒”本是心上話》《倉啷啷令》《眼淚花花兒把心淹下》《布谷叫喚立夏哩》《上去高山望平川》。這部交響組曲，準確把握西北“花兒”民間音樂風格特點，作曲家崔炳元先生搜集了大量的地方“花兒”民歌素材，這些素材的積累在創作上準確地把握了具有西北“花兒”特點的音樂形象，為交響組曲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二、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的藝術特色
（一）廣泛地吸收、借鑒“花兒”曲調
《家鄉花兒》交響組曲的素材正是植根于我國西北地區民族民間的沃土，在繼承中求發展，在發展中不斷創新，作品選用西北“花兒”民間曲調素材，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生活氣息。作曲家有意識地把全曲的旋律構建在西北花兒民間民族音樂的基礎上，采用《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上去高山望平川》等作品為素材，將“花兒”與西洋管弦樂創作結合起來，經過再創造、再加工，衍生出新的音樂形象、藝術意境。作品中的“花兒”風格是從我國西北“花兒”民族音樂傳統中演變發展出來的，作曲家在運用“花兒”民間音樂時，密切注意從新的題材和內容出發，發展原來的風格，從而構成了音樂作品新的民族風格。
（二）西北“花兒”民間素材與西方作曲技法的有機結合
在節奏方面，作曲家運用西方作曲技法對傳統的“花兒”民間素材的節奏進行了各種變化處理，巧妙地體現了西方作曲技術中對比統一的原則。在調式方面，把“花兒”獨特的調式與西洋調式的綜合運用，在旋律和配器上使西洋調式的音樂“花兒”民族韻味十足。在轉調方面主要運用休止轉調、共同和弦轉調、模進轉調等轉調手法，使調式之間的轉換自然、新穎、引人入勝。在和聲方面，作品注重和聲與旋律的有機結合、注重不同和聲的色彩之間的對比，運用三度、四度、五度混合疊置構成的和聲效果，為音樂增加了豐富的西北“花兒”和聲色彩，通過各種和弦的轉位，變換和聲的色彩，取得最佳的音響效果。在曲式方面，該作品的整體與樂章為多段式結構，許多段落與樂句的構成采用民間音樂特有的結構形式，段落結構加強了音樂風格、情緒、色彩的對比。
（三）本地樂團的演繹，完美詮釋
對于任何一部音樂作品來說，演繹得好壞，都會直接關系到聽眾對作品的認知。由寧夏演藝集團歌舞劇院交響樂團演奏的交響組曲《家鄉花兒》，所表達的音樂形象豐滿傳神 ，音樂畫面生動形象，達到了雅俗共賞、美善統一的境界。青年指揮家肖超以他對于這部作品哲理性內涵的深刻理解，將觀眾帶入到一個“花兒”的世界。同時，樂團也以豐富且考究的音色、清晰的音樂線條，表現出了“花兒”具有的獨特魅力，完美的詮釋了作品的音樂內涵，具有很強的聽覺沖擊力。
三、從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思考
（一）“花兒”的傳承與發展
“花兒”發源于臨夏，在發展中也受到了來自甘肅、寧夏、新疆、青海等西北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文化、民俗的影響，形成不同的流派與藝術風格，其中，回族人民喜愛“花兒”，是花兒的創造者、演唱者、繼承者。最早的花兒的收集、整理、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地質學家袁復禮先生在西北做地質調查時記錄整理的三十首“花兒”歌詞在1925年發表于《歌謠周刊》，題目叫《甘肅的歌謠——“花兒”》，這是“花兒”在全國文學中首次出現。而我國第一首“花兒”曲譜是由音樂家王云階先生在音樂采風時記錄下《山丹花》曲調，并發表在《樂藝》《青海民國日報》。20世紀40年代，張亞雄先生在蘭州擔任編輯時，征集流傳于甘青寧的三千多首“花兒”，精選了六百多首進行整理、加工，形成《花兒集》并作為“花兒”專著出版。在文革期間，研究工作一度停滯，但在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工作受到更普遍的重視。自20世紀80年代起，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分別成立了花兒學會和研究會，花兒的研究工作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20世紀90年代，音樂家江定仙先生在西北考察，回京后寫成鋼琴組曲《甘肅行》，其中的“花兒”一個樂章是從西北地區“花兒”民歌中移植而來，作曲家把傳統“花兒”與現代鋼琴作曲技法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很高藝術價值和豐富民族特色。2009年，在“花兒”流傳最廣的寧夏、甘肅、青海等西北省區聯合將“花兒”作為一個整體，申報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并取得成功。
（二）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對“花兒”的保護與傳承
雖然“花兒”文化在西北地區具有廣泛的人民群眾基礎，但隨著我國現代化飛速發展，使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日趨尖銳，使原本傳統的“花兒”日趨萎縮。傳統“花兒”是在田間、山野里練出來的，都是經過多年勞作、放牧期間跟隨學唱，熟悉掌握曲調，民間歌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是“花兒”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現在最有利于“花兒”成長的田園式的農村生活環境逐漸被打破，大部分年輕人已經不滿足原有的生存方式，離開家鄉求學或者尋找工作和新的生活夢想，他們基本沒有機會學習“花兒”。同時，現代文化等一系列的新興的娛樂活動也在弱化著“花兒”對年輕一代的熏陶。在面對現代文化的沖擊下，需要在保持自身傳統以外，應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借鑒現代文化的精髓與傳統相結合，更廣泛的進行傳播。
以往在談到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時，常常用“原汁原味”之類的概念進行界定，似乎民間文化是禁止不變的，僵化了的事物，這樣固化的概念并不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把保護與創新完全割裂開，甚至對立起來的觀點，是狹隘的、淺顯的，對于“從遺產到資源創新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護手段”這一命題，需要認真的思考與解讀。藝術家在民歌音樂的基礎上嚴肅的改編與再創造對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與傳播具有重要的價值，例如《家鄉的花兒》這部交響作品，是從“花兒”民間歌曲的本質出發，通過移植、加工、創作，更好的豐富了“花兒”內涵，增添了生動性和形象性，是對“花兒”創造性的拓展與創新，也更好的使“花兒”生命力得到不斷延續，應充分加以肯定和保護。作曲家對西北地區“花兒”民間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潛心挖掘、整理、研究，也說明“花兒”在我國民族民間音樂中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假如沒有“花兒”優美的旋律、豐富的音調，這部交響樂就是無源之水。作曲家將“花兒”的曲調用西方管弦樂的音樂形成進行再加工、再創作出的組曲《家鄉花兒》，將大大有利于“花兒”的普及、推廣與傳播，使這種民族民間音樂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綜上所述，作曲家崔炳元先生所創作的這部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在時代性、繼承性、創新性方面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作曲家在借鑒西方管弦音樂創作技法的同時，特別注重從民族音樂的土壤中吸收養分，不斷探索、不斷創新。“花兒”是一幅幅民俗圖，“花兒”是一部地方史，“花兒”是杯甜美的故鄉酒，“花兒”作為西北地區的民俗文化，正在形成一個“大花兒文化圈”，產生著強大的文化聯絡作用。通過交響組曲的藝術形式將“花兒”進行呈現，對于“花兒”的傳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品創造性的拓展與創新，符合原創性的要求，也是花兒生命力不斷延續的內因，理應充分加以肯定和保護。
交響組曲《家鄉的花兒》創作與演出的成功，不僅為我們如何借鑒和應用民族民間音樂素材進行交響樂創作帶來啟發，同時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有很好的示范和促進作用。崔炳元先生用西洋的交響組曲形式把“花兒”介紹給了世人，使世人更加了解西北“花兒”音樂，了解“花兒”那永恒的藝術魅力，這樣的成功之作不僅有民族性、交響性，更具有時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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