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讀 | 紀念蔣月泉先生百年誕辰:蘇州彈詞九流派-新民網 - 為民分憂 ...
2017年是恩師蔣月泉先生誕辰百年，早在兩年前，我和中國曲藝家協會董耀鵬書記以及評彈藝術家盛小云見面的時候，就談及怎樣紀念恩師的一百周年。從那時開始我就下決心再認真學習幾個恩師的經典唱段，到紀念活動的時候向廣大的評彈觀眾匯報。我畢竟年紀大了，又很多年沒唱，怕到上海和評彈界的老師、朋友們一起緬懷恩師的時候出洋相，于是我幾乎每周都要抽時間練小三弦，練習師父的蔣調唱腔，作為蔣先生唯一的北方弟子我可不能坍了師父的臺，我每天都興奮地期盼著紀念活動的到來。
心里想得很好，也做好了一切準備，但事與愿違，快到日子前的兩個月，我的左臂受傷骨裂，每天需要人伺候，血壓也一直居高不下。而最憂心的是這么一來我恐怕參加不了恩師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了，我總不能不彈三弦就這么站著唱幾句，如此敷衍了事我不愿意，這對恩師太不尊重了。到活動正式開始前一周，病情還未見明顯好轉，于是我作了個痛苦的決定，告知上海評彈團紀念活動我無法成行，并請他們代為轉達我對觀眾的歉意。作了充分的準備，卻全然沒用上，我心里頭真是太難過了。
在家養病的日子里，上海和蘇州不斷傳來紀念恩師百年活動的消息，我讓女兒一條條念網上的信息，翻給我看恩師的一張張相片，通過電話向師弟秦建國了解活動的盛況。建國師弟知道我心里難受，特意給我寄來最新出版的恩師傳記，我一頁頁仔細地翻看，生怕錯過每一個細節。我只能在家用這種方式緬懷恩師，看著看著，禁不住淚如雨下，跟恩師學習的那一幕幕往事又清楚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見到蔣月泉先生是在60多年前的1955年，當時我不滿20歲，作為單弦演員我已經在中央廣播說唱團工作幾年了。因為我們團的性質是為全國廣播聽眾服務，所以也吸收了一些南方的曲藝形式，著名的彈詞演員尤惠秋、朱雪吟等就在我們團工作，那時候他們的演出以唱為主，說表很少，這樣北方聽眾容易懂，特別是像《梁祝》中《送兄》《樓臺會》等曲目很受大家歡迎。我雖然不懂評彈，但因為第一次接觸，覺得很新鮮，被彈詞的音樂給迷住了，所以一有時間就去他們排練的房間聽。大家都是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很談得來，耳濡目染，什么“三載同窗情誼深”“有興而來敗興回”，我跟著他們學，唱得不亦樂乎。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惠秋大哥突然很神秘地對我說：“你說評彈好聽，說我們唱得好，其實比我們唱得好的太多了，這次真正唱得好的來了。”原來他說的是上海人民評彈團進京，要在前門小劇場演出，惠秋大哥還特別介紹其中有一位叫蔣月泉，是紅遍江南的大響檔。于是到劇場看演出的時候，我就特別留意聽蔣先生唱，說實話，那時候我可真聽不懂，就是覺得不一樣，光蔣先生臺上的氣派就足以把場下所有人鎮住。演出結束，惠秋大哥帶我到后臺，舞臺下的蔣先生和藹極了，他說非常喜歡北方的相聲和鼓曲，要向我們北方曲藝學習，我說我也很喜歡評彈，要向您學習。蔣先生笑道，我們大家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他說話一直笑呵呵的，就像自己的兄長父輩，一點沒有名演員的架子，從此“蔣月泉”三個字就深深印在我的腦子里了。
再次見到蔣先生是在1957年，那時候我對評彈已經有了更多的了解，1956年春天，說唱團一行十五人遵照周總理“南北曲藝要進行交流，互相學習，促進曲藝繁榮”的指示，到上海參加了為期三周的交流活動。南北曲藝演員多次進行觀摩和經驗座談，我近距離地向張鑒庭、張鑒國、朱慧珍、徐麗仙等彈詞名家學習，懂得了很多評彈的知識和彈詞的演唱方法，十分可惜的是蔣月泉先生因為嗓子倒倉在家病休，沒有參加這次活動。再次見到蔣先生十分偶然，1957年夏天，我隨說唱團全國巡回演出，到南京的時候得到消息，蔣先生和周云瑞等幾位彈詞名家也在南京跑碼頭說書，于是團里與蔣老師熟識的幾位老先生就帶著我們前去拜會，之后蔣先生還到我們的駐地回訪和我們一起聯歡交流，到玄武湖劃船游玩，大家在一起可高興了。
聯歡的時候我對蔣先生說：“第一次在北京看您演出，因為聽不懂蘇州話，所以很多不明白，但您唱的開篇《戰長沙》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為關公啊黃忠啊這些我聽得懂，都知道，實在太好聽了，我能不能再到書場聽您演唱一次？”蔣先生聽了哈哈大笑，說道：“語言其實不是問題，南北曲藝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我就特別喜歡你們團榮劍塵老先生的演唱，他唱的《杜十娘》有很多地方就值得我學習。當然讓觀眾聽清楚你在唱什么這個很重要，你喜歡我唱的《戰長沙》，說明我唱的你聽懂了，我又多了一個觀眾，隨時歡迎你來書場指教。”“喲，指教我可不敢當，我是想跟您學呢。”談笑間我和蔣先生約好第二天晚上去聽書。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趕去夫子廟，那時天很熱，書場開演不久，就有一個服務員給我送來很大的一塊北冰洋冰糕，我說我沒買啊，她一指臺上，是蔣先生給我買的。哎喲，我這心里頭真是說不出的感動。臺上呢，蔣先生還真就為我唱了開篇《戰長沙》，說來也奇怪，不知是和蔣先生更熟悉了，還是我聽得更認真了，挺長的一個開篇我還真就聽懂了，其中的一些小腔我居然還能跟著輕聲哼哼。
到了20世紀60年代，陳云老首長提出希望北方曲藝演員能夠嘗試用普通話演唱南方的彈詞，一來可以推廣普及彈詞這一優秀的傳統曲藝形式，二來可以更好地促進南北曲藝交流。因為我愛人是上海人，我學習吳方言比較便利，而且我也特別喜歡評彈，和蔣先生等彈詞名家又有過一些接觸，所以團領導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那時我們團已經沒有彈詞演員了，惠秋大哥他們已經回到了蘇州，所以我只能跟著唱片學。一開始學的是趙開生先生譜曲的毛主席詩詞《蝶戀花》，用普通話唱“我失驕陽君失柳”，因為都是自個兒瞎琢磨，唱出來的都是單弦味的彈詞。后來領導讓我再找一個搭檔，希望可以正兒八經地唱評彈。我太愿意了，于是就找了趙玉明老師，我們倆搭檔，從頭學起。先是跟民樂團一位蘇州老師學三弦、琵琶，我們平時有演出和錄音工作，只能業余時間學。那個時候年紀不小了，學樂器特別費勁，我練得頭頸就跟落枕似的疼，因為老得別著頭看琵琶上的品，還得練輪指，可手就是不聽使喚，費了很大功夫才彈得有點像那么回事。那唱什么呢？蔣先生和楊振言老師的《寶玉夜探》，楊振言老師的《鶯鶯操琴》，江文蘭老師的《瑪麗莎》，都是些出了唱片的名段。
那時我就開始給蔣老師寫信了，因為《寶玉夜探》對我來說太難了，光自個兒聽唱片瞎琢磨不成，還得向原唱請教。一開始我擔心蔣月泉這么一個彈詞大家，雖然認識，見過兩次面，如此冒冒失失給他寫信會不會太唐突。但沒想到蔣先生真就給我回信了，他在信中教了我很多唱蔣調的竅門，給我分析了《寶玉夜探》中的人物和情節，還鼓勵我要努力學習不要放棄。收到信后我樂壞了，如獲至寶地照著蔣老師的指點拼命練唱，還興奮地把自己和趙玉明老師的錄音給蔣老師寄去，讓他找毛病。很多年之后蔣老師談起這個事對我說，當年他把我們的錄音拿到蘇州評彈學校放給學生們聽了，剛開始的時候學生們聽得哈哈地笑，接著愣，到后來的傻，再到最后的靜。蔣老師對學生們說我們倆是唱北方曲藝的，是單弦演員，說我們30多歲才開始學的樂器，跟著唱片學唱開篇，還是用普通話唱彈詞，唱到這么好的水平，你們有感觸嗎？蔣老師和我這么一說我真是恨不得打個地洞往下鉆，哪有他說得那么好，我只是憑著一股熱情學唱罷了，但我知道這也是他對我的一種鼓勵。當年也正是因為有了蔣老師的鼓勵和指導，我才把《寶玉夜探》給學下來了。最難忘的是我還把這首開篇唱進了中南海，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表揚，對我來講這是無比光榮的一件事情，而這一份光榮也是屬于蔣老師的。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浩劫，使我和蔣老師失去聯系長達十多年，直到1979年我遇見來北京開會的上海評彈團團長吳宗錫同志，才從他那兒了解到蔣老師已經恢復工作，雖然因為身體原因不常上臺演出，但把全部精力用在了評彈教學上。我真是高興啊，評彈蔣派藝術后繼有人了。趁著到上海探親的機會我去看望蔣老師，他住在延安中路一間老式的石庫門房子里，我推門進去，驚呆了，蔣老師完全變了模樣，頭發眉毛都已花白，臉上添了很多皺紋，完全不是我印象中風度翩翩的蔣月泉了。我們爺倆見面，整整愣了五分鐘說不出話來，就這么無聲地對視著，他看著我，我看著他，看著看著他眼睛發紅，我淚如雨下。過了一會兒還是蔣老師打破沉默，倒了杯水說增蕙喝水，我們這才開始講話，可千言萬語又不知從何說起。當時的情景現在想起來好難過！蔣老師說什么都過去了，只是嗓子大不如前，舞臺演出受了影響，但好在1974年評彈團招了一批學員，現在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他也要我好好保護嗓子，多為觀眾演出。當他說到這兒的時候我特別激動，撲通就跪在地上給他磕了三個頭，我說您就是我的老師，您收下我這個學生吧。其實在我心里一直把蔣先生當作自己的老師，但這次并沒準備正式拜師，完全是情不自禁。蔣老師呢，也很激動，顫抖著雙手把我扶起來，連聲說好好好，好好好，你快起來，我收了。就這樣我和蔣老師正式建立了師生關系，之后無論見面還是書信往來我們都以師徒相稱了。
我在蔣老師的學生中可以算是最特殊的一個，我和老師從事的不是一個曲種，而且不在一個單位，我在北京，蔣老師在上海，師徒難得見面，那個年代打個電話也沒有現在這么方便，平時就是靠寫信交流，所以當面聆聽師父教誨的機會就顯得十分的寶貴。1983年到上海評彈團跟師父學習的半個月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次是北京曲協和上海評彈團搞南北曲藝匯演，要出兩個普通話唱評彈的節目，所以我和趙玉明老師帶著任務到上海學習，趙老師跟楊振言老師學《鶯鶯操琴》，我就跟恩師學《戰長沙》。蔣老師那時身體很不好，但是連著兩個禮拜每天上午九點準時騎自行車到南京西路評彈團給我上課。當時是盛夏，天非常熱，他每天騎車都滿頭大汗，但卻顧不上多休息一會兒，喝口水就馬上投入教學。蔣老師如此認真，我當然更要抓住每分每秒好好學習。我帶了一個當時還是稀罕物的錄音機，蔣老師上課教我唱，我一字不落地全錄了下來，這樣回到北京我還可以反復聽、反復琢磨。蔣老師雖然身體不好，但一到教學的時候就精神百倍，從唱到彈，從手面到眼神，從人物到運腔，一字一句幫我細摳，我真恨不得一分鐘當一天來用，把先生的本事都學會。但恩師的藝術就像大海一般浩博，豈是我一時半會可以領會萬一的，所以任憑我再用功，其實也只學得些皮毛。在半個月時間里，恩師不僅滿足了我多年來學習開篇《戰長沙》的愿望，而且特別為我加了課，讓我和師妹沈世華一起搭檔學了一回蔣老師的經典折子書《庵堂認母》，讓我可以從說噱彈唱演各個方面更深切地體會評彈蔣派藝術的博大精深。學習結束后在評彈團匯報演出，朱雪琴、楊振雄、張鑒國等大名家都來聽，我也特別賣力，把所學的東西盡我所能展示給大家。老師們很鼓勵我，贊不絕口，說我一個北方演員用普通話唱彈詞，還能夠如此領會評彈的精髓實在太難得了。我甭提有多高興了，總算沒有辜負恩師這么多天來的辛苦。之后我帶著新學的節目和評彈團的老師們一起到北京演出，電臺電視臺都來錄了，特別是1984年春節，我還到中南海演給陳云同志看。老首長是評彈行家，他聽了之后特別高興，說我唱得不錯，鼓勵我再接再厲跟蔣老師學習，好好唱，做好南北曲藝交流工作。最令我難忘的是1984年的夏天，我和眾多師兄弟一起參加了恩師舞臺生涯五十周年的紀念演出，我又一次用普通話演唱了開篇《戰長沙》，現在聽起來還差得很遠，但當時借著恩師的光環，上海觀眾給了我熱情的喝彩和長時間的掌聲，這對于我是莫大的肯定和最好的獎賞。之后恩師還請我參加了在上海文聯召開的座談會，曲藝界、文藝界的代表研討了蔣老師五十年來的藝術成就，我在會上也暢談了自己的學習感受。我在這一次紀念演出和研討會上的收獲是非常大的，對蔣老師和蔣派藝術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1984年之后蔣老師逐漸淡出了舞臺，但直至他去世我們師徒間的聯系一直不斷，除了經常的書信往來，每次恩師到北京開會我們都要見面，我也借這些短暫而又寶貴的時間向他討教。后來恩師定居香港，我到香港演出時，已經深居簡出的他還特意和師母來新光劇場看我，為我打氣鼓勁。
直到現在我還珍藏著每一次和恩師見面的合影和幾十年間一封封的書信以及恩師教學的錄音。恩師百年，我又把這些老物件翻了出來，聽聽看看，感慨萬千，在幾十年的交往中，恩師和我談的最多的還是藝術，他反復和我提到他給我的不是一塊布而是一臺織布機，他要我舉一反三，作為北方曲藝演員學習南方的評彈，除了促進南北曲藝交流，更重要的是要把所學所想運用到自己的藝術實踐中，他謙虛地說所謂的蔣調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的，而發展就需要吸收各種外來的藝術養料。他給我舉了很多例子，哪一句唱腔是從什么地方化過來的，有曲藝的，有京劇的，甚至還有流行歌曲的，而這些轉化不是生硬的，需要化得無痕，要通過自己的理解吸收再表達出來，做到字有聲，聲無字，聲情并茂。他希望我把蔣調運用到單弦中去，進行創作發展、創新改革，能夠形成一個自己的新的馬派單弦。很慚愧，我雖然遵照恩師的藝術經驗很努力地去實踐，但離恩師的要求還很遠。今天我唱單弦是落了一個革新派，雖然唱得還是傳統，但在《打籮筐》《北京人》等作品中融入了蔣派彈詞藝術的元素，有突破、有創新，也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但終究水平所限，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我想紀念恩師的百年誕辰，最重要的是要將蔣派藝術中最精髓的東西發揚光大，這需要我們所有熱愛蔣月泉、鐘愛蔣派藝術的人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