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欣
摘 要：從古訖今，中國文人有兩種相背而馳的話語傾向，即自吹自擂和自嘲自諷。對應于中國文人的心理機制，即自高自大的心理傾向和另一種相對復雜的心理傾向。這種自嘲自諷的話語傾向和在其開放域和封閉域中皆有鮮明體現。從開放域來看，中國文人有諸多自嘲自諷的歷史軼事和相對的歷史語境；從封閉域來看，這種自嘲自諷廣泛存在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文本話語中。這種話語傾向的廣泛存在，可以從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分析其成因。從內在方面來看，這種話語傾向和中國文人之古代儒生式心理機制密切相關，表現在“謙和”和“自信”的雙向互動與寬慰心靈以緩解壓力的自我救贖；從外在方面看，這種話語傾向和中國文人之低姿態式生存機智緊密相連，表現在找尋自我輸出的捷徑和脫身與自保的臺階。另外，這種話語話語傾向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存在，即度的把握。
關鍵詞：心理機制；生存機智；度的把握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12-0005-02
一、中國文人之古代儒生式心理機制
（一）“謙和”和“自信”的雙向互動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生活影響甚為深廣，尤其是對于中國古代儒生的內在思想和外顯生活。我們不可否認，“中庸、謙和”等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乃至現當代中國國民性的重要元素。出于“謙和”的的考量，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人，常以自嘲自諷的話語來為人處世、力求“謙和”。
出于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中央之國的宇宙認識等原因，中國古人一直很自信，甚至不乏自高自大的心理傾向，“天朝上國”之說就是其鮮明體現。個別化于中國人之個人思想，在心理層面也有個人自信的傾向。
我們知道，適度的自信是一種積極的心理傾向，非此不可達觀處世，不可積極生活。從某種角度上講，自信也是自嘲自諷的基礎，自嘲自諷是自信的外顯。
中國文人一直在“謙和”著，一直是自信著，二者雙向互動，形成中國文人古代儒生式的心理機制，在話語上出現自嘲自諷的傾向，從而使自己心理達到一種高層次的平衡。啟功先生在66歲時自撰墓志銘，先生寫道：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雖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我們知道，啟功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國學大師、書畫家、文物鑒定家、詩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享年93歲。啟功先生在文中的話語表述與中國儒家思想有著緊密聯系，彰顯出謙和的處世態度；另一方面，這種表述一定程度上也極大彰顯了先生的自信，內心沒有自信的底子絕不會外顯此等話語。
（二）寬慰心靈以緩解壓力的自我救贖
任何人的生存都需要心靈的安寧，一直處于過度緊張、過度放松都會造成惡劣后果。中國多數文人奔波勞頓于科舉場和官場，強壓生活是其主要狀態；少數文人隱居處幽，然而多數食不果腹。他們需要緩解壓力，他們的心靈需要寬慰，他們需要自己救贖自己的心靈。只有這樣方可繼續正常過活，達觀處世。
《鑒誡錄》卷八《錢塘秀》中記載了晚唐羅隱的一則軼事：初赴舉之日，于鐘陵筵上與娼妓云英同席。一紀后下第，又經鐘陵，復與云英相見。云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矣。”隱雖內恥，尋亦嘲之：“鐘陵醉別十余春，重見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憐俱是不如人”。既嘲人，又嘲己，既寬慰人，又寬慰己。
靖節先生四十四歲作《責子》，詩中寫道：
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詩題為《責子》，詩中確實有對諸子責備的意思，作者另有《命子》詩及《與子儼等疏》，對諸子為學、為人是有著嚴格的要求的。陶淵明雖棄絕仕途，但并不意味著脫離社會、脫離文明、放棄對子女教育的責任，他還有種種常人之情，對子女成器與否的掛慮。然而，黃庭堅在《書陶淵明責子詩后》說：“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同愷悌，和樂安閑之意）、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于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也就是說，諸子的缺點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畫化了的。靖節先生在在調侃中表現出內心的舐犢情深，這種帶著笑意的批評同時也在極大的寬慰自己的心靈，歸園田居時“草盛豆苗稀”的心靈。
先生在《命子》中寫道：“夙興夜寐，愿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在《五柳先生傳》中寫道：“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這些都印證了靖節先生《責子》的自嘲自諷的話語傾向。先生自作《挽歌詩其一》中又寫道：“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這跟馬克吐溫“戒煙是很容易的事，我已經戒過一千次了”之語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中國文人之低姿態式生存機智
（一）找尋自我輸出的捷徑
低姿態是為人處世的良方，從作用對方的心理層面來看，只有“從喜歡走向了解，從了解走向接納，從接納走向相信”一途，乃是捷徑，居高臨下式的填壓和潑皮無賴式的耍嘴絕不會達成自我輸出的預期效果。自嘲自諷既是低姿態的主要話語途徑，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建立心理平衡，這樣就利于別人接納自己的觀點。大人物因自嘲自諷可以減輕嫉妒意并獲得好名聲，避免“架子”，彰顯人情味兒；小人物亦可以苦中作樂。另外，自嘲自諷還有另一個功利層面的考慮，即在外來語言攻擊之前，自己先入為主，占據諷刺自己的主動地位，使別人無從下手。如此，自我輸出便可通暢。
唐太宗撰寫《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章前面本來已經氣吞山河地把佛門宗旨等自我輸出內容表述詳盡，然而在結尾處寫道：
“昨制序文。深為鄙拙。唯恐穢翰墨于金簡。標瓦礫于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贊。循躬省慮。彌蓋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這種所謂的“客套”在中國文人的話語文本中非常普遍，無論是以聲音還是以文字為媒介的輸出，他們找尋的就是這樣一種自我輸出的捷徑。
元朝鄭廣曾經是個海寇，受招安做官，深遭同郡僚屬歧視。一日眾官論詩時，他上前吟道：“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自認盜賊，率直可愛，極盡揶揄，譏諷有力。詩中顯露著含淚的笑，節儉隱晦地輸出自我內心的千言萬語，字里行間彰顯著一個被歧視卻又剛正的內心世界。
（二）脫身與自保的臺階
俗語有云：巴掌不打笑臉人。自嘲自諷在擺脫尷尬、脫身險境、自保自護方面，亦是一個可以落腳的臺階。中國文人因為知識、智力等方面的優勢，自嘲自諷的運用時有巧妙。此類文人軼事在《世說新語》等古代典籍中眾多，例如，作為已經投降的三國時吳國最后一任君主，孫皓曾受晉武帝調侃。“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殤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①直言自己亡國為小臣的落魄，同時又譏諷了對方。再如，古代一位石學士摔下驢后，自嘲道：“虧得我是石學士，要是瓦的，還不得摔成碎片。”三言兩語既已脫身于路人嘲笑。
書生詹義73歲才中秀才后來媒人給他提親，尷尬的他自嘲道：“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巧用數字加減，使媒人會心一笑，轉身離去。還有，明人沈石田收到友人送來的一盒禮物，信中說：“送上琵琶請笑納。”打開一看，卻是枇杷。沈幽默地回信說：“承惠‘琵琶，開奩視之，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他的友人很不好意思，自嘲道：“枇杷不是此琵琶，怨恨當年識字差。若是琵琶能結果，滿城蕭管盡開花。”自嘲以認錯，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自保。
（三）自嘲自諷話語傾向度的把握
魯迅先生曾將自己喻為深夜街頭擺著一個地攤的小販，“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1932年先生作七律《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②
先生有言，“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這首七律幽默地嘲弄自己的命運、遭遇、處境，嬉笑怒罵，犀利深刻，在自嘲中顯示愛憎鮮明的立場和偉大的人格。
然而，中國多數文人至今仍在自大與自卑之間徘徊，缺乏真正理性的幽默和自嘲。一種是自大心態作祟，自封權威，自詡自夸，不敢也不會自嘲自諷，唯恐有損其光輝形象。一種是自羞自辱，自我褻瀆，擺出一副無賴潑皮滾刀肉的架勢。中國文人應該知道，自嘲不是一味自輕自卑自羞自辱，作人的基本原則和人格底線決不能自我動搖，自我詆毀，而是通過自嘲這種特殊形式幽默地表現出自己內在品格和骨氣，自嘲自諷的本質是豁達開朗的人性美的彰顯和超脫調侃的胸懷的體現。
注釋：
①劉義慶.世說新語：排調篇[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2：319.
②馬蹄疾，陳漱渝.魯迅散文·散文詩·詩歌集[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