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莎士比亞將李爾王的遭遇創作成了巨大的悲劇，使它超乎一般的道德教訓，獲得了更為深刻的社會意義。莎士比亞通過對劇中人物的刻畫以及情節的安排，將人性與權力的斗爭呈現在讀者面前，完成了對人性的探索，并使人性最終在劇中得到了證明。

【關鍵詞】莎士比亞；李爾王；人性

中圖分類號：J8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4-0048-01

一、文藝復興時期下的創作背景及傾向

《李爾王》創作于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十七世紀初伊麗莎白女王統治的末期，英國正處于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時期，而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工人受到殘酷的壓榨，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成為出賣勞動力的游民，萌芽的資本主義顯露出罪惡的端倪，人們的私欲開始膨脹，社會出現了各種丑惡的現象，封建社會中被奉為神圣的綱紀倫常受到了沖擊。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代表作家，莎士比亞對于人性的問題異常敏感和關注，在《李爾王》的第一幕第二景中有這樣的臺詞：

葛樂斯德：骨肉至親，翻臉無情；朋友絕交；兄弟成了冤家；城里騷動；鄉下發生沖突；宮廷里潛伏著叛逆；父子關系出現了裂痕……從前那種好日子，已經過完啦！現在是天下大亂，陰謀、虛偽、奸詐，要把我們一直送進墳墓，再沒有一個太平！

這幾乎可作為《李爾王》整個悲劇的一個故事提綱，呈現出一幅色調陰暗的畫面，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家庭的悲劇，還有整個封建統治階級間為了爭奪國土、采邑、爵位、財產甚至情人而不斷上演的骨肉相殘的慘劇。莎士比亞深感社會的各種不義，從現實的角度對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呼喚人性的光輝。

二、悲劇結局的人性主題閃現

莎士比亞并沒有寫恢復王位的李爾王，而是寫經過了痛苦的歷程、恢復了人性的李爾王，這正是他高出于前人和同時代作家的地方。莎士比亞這樣處理《李爾王》的結局：他失去了王位，但恢復了人性，他臨終時的最后悲號，不是為了當初所迷戀的煊赫排場、帝王尊嚴，而是為了當初被他趕出宮外、受過他詛咒的小女兒：

李爾王：可憐我這丫頭，給她們絞死了！完了——完了——沒有一絲生命了！為什么一條狗、一匹馬、一只耗子都有生命；偏是你，沒有一絲兒氣息？你一去再也回不來了！——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不回來了！

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是終于開始懂得：人間最可貴、最值得珍惜的，是不能用金錢、權勢收買的真摯情感，過去包圍著他的那些花言巧語，全部都是欺騙、陰謀、包著糖衣的毒藥罷了，權勢——作威作福的權勢，和美好的“人性”是不相容的。李爾王這個暴君在喪失了他的統治地位、淪落為一無所有的苦老頭之后，才開始恢復他的“人性”。悔悟了的李爾王和他的小女兒最后擁抱在一起，那種經過淚水洗滌的純潔之愛是令人動容的，這時候，“愛”意味著人們所能獲得的最高幸福，“愛”是人文主義者的崇高信仰。

《李爾王》能夠被稱為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氣勢最宏偉的一部，宏闊性是其主要特色。有的西方評論對劇作進行了基督教解釋，將《李爾王》看作是一幅既神秘又明顯帶有基督教色彩的完整圖畫；有的則認為《李爾王》以愛為中心，宣揚的就是愛；有的進一步認為悲劇的積極精神在于表現了正義和公正。當代有一定代表性的是波蘭評論家揚·柯特的評論，他認為《李爾王》作為悲劇來說是登峰造極的，表現的是悲劇中更本質的東西，其實質和當代貝克特的《最后一句》《等待戈多》等荒誕戲劇完全一致，用以證明荒誕劇派脫胎于莎士比亞。

三、人性斗爭的最終勝利

莎士比亞被約翰遜譽為“時代的靈魂......他不屬于一個時代，他屬于所有世紀。”又如德萊頓所言，他具有“最博大和最能領悟一切的智力。”他在《李爾王》中寄予了對時代精神的深刻思考，對人性這個永恒的主題作了深入探討，引人深思，對各個時代、不同地域的讀者同樣具有指導和啟發意義，顯示出經久不衰的魅力。建立一個充滿著“愛”的人類世界，是人文主義者始終懷抱著的美好愿望，而我們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今天的現實世界遠沒有達到那種境界，可以指望用“愛”的說教來感化那手持武器的敵人，但莎士比亞對于那一伙沒有心肝、不懂得什么叫“愛”、只有強烈占有欲的反面人物的揭露和批判，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生活永遠不能缺少愛，人性的光輝始終照耀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這正是我們和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共同的人生理想，也是歷經了四個世紀，悲劇《李爾王》仍然顯示出強大藝術生命力的本質原因。

參考文獻：

[1]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五）.李爾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2]王佐良，李賦寧.英國文學名篇選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3]孫家琇.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作者簡介：

蘇曉穎（1995-），女，福建廈門人，漢族，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