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原
2015年11月，在中國第三十二次南極科學考察隊里，有位90后小伙子格外引人注目：潘曜，太原理工大學電氣與動力工程學院極地檢測技術研究室在讀碩士研究生。
小潘是安徽安慶人，1992年出生，本科就讀于太原理工大學電氣與動力工程學院，后成為該校極地冰雪檢測研究團隊成員，師從竇銀科教授。
身為共青團員的潘曜，在校期間就十分刻苦勤奮，憑借自己的知識功底和應用能力，成為太原理工大學第一個前往南極內陸執行任務的考察隊員。這次入選讓臉上還帶著幾分稚氣的潘曜深感壓力，在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從3月份開始，我們開始研發、集成運往南極的設備，到7月份以后每天調試設備到晚上10點以后，再到10月份的裝箱托運，實驗室的每個人都為了這次任務的成功付出了心血和努力。我所攜帶的科研設備是實驗室團隊在歷次極地考察中數量最多、制作最精良的一次。”
自從登上“雪龍”號科考船，潘曜就開始了“一天五吐”的生活，但他還是堅持擔任了內陸隊的“文娛委員”，忍住頭暈目眩，接連組織策劃了幾次隊員們的文體活動，讓旅途一路充滿歡聲笑語。在經歷了菲律賓海域防海盜、赤道的風平浪靜、西澳的短暫休整、西風帶的肆意狂虐和浮冰區的艱難破冰后，2015年12月4日，隨著全隊，他終于抵達中國南極中山站。
登上中山站后，內陸隊的任務主要就是盡快在出發基地完成各種物資的集結；潘曜還要在出發前在雪地車后備箱裝好冰雷達系統，在乘員艙裝好車載冰面形態觀測儀。出發前夕，他在日記里寫道：“在忙忙碌碌一個星期后，我們集結好了所有物資，所有雪地車都準備就緒，冰雷達和車載冰面形態觀測儀也在出發前一天成功安裝好，大家的臉上都出現了明顯的顏色分層，鼻尖都被曬得紅紅的。出發前一天，隊上開了個短暫的會，對每個人的工作做了分工。之后我們回到中山站洗了未來56天的最后一次澡，而后我要不懼任何困難，雄赳赳，氣昂昂地奔赴昆侖站！”
科考隊出發了，潘曜承擔起全程冰雷達觀測任務和冰雪表面精細化監測任務，在極晝、極低溫和缺氧的環境下，每天早晨6點準時為雷達供電；在隊伍向昆侖站行進中時刻關注雷達和冰雪監測儀工作情況，每晚抱著四塊50斤的電池去發電艙為設備充電后再進行數據分析。在昆侖站期間，氣候條件十分惡劣，除了溫度低，氣壓也僅為正常氣壓的一半。昆侖站的科研任務非常繁重，人手不夠，他如此描述了內陸隊員在昆侖站時的工作和心理歷程：除去自身科研任務外，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協助天文觀測工作、壓實昆侖機場工作以及幫廚。氣溫低暫且不說，因為氣壓低，大家在昆侖站都會多多少少出現缺氧，每走幾步就會上氣不接下氣。每個人雖然都在努力地工作著，但由于環境過于惡劣，大家也急切地想早日離開，因此在生活艙中大家掛起了一個小牌子，跟投票一樣畫“正”字，每天畫一筆，到四個“正”字的時候，我們就該離開了。希望一切順利！
潘曜在零下40攝氏度的環境下安裝了實驗室研制的冰物質過程監測站，在中國南極科考史上首次獲取了昆侖站地區10米深的溫度數據并通過衛星網絡傳回實驗室。回程途中，隨著南極秋冬季節的來臨，天氣逐漸惡劣起來。潘曜又克服了每秒30米的風速、能見度僅為5米的暴風雪環境，成功安裝了實驗室全部科研設備，包括四套冰物質過程監測站和兩套冰川移動監測站。
通過詳細考察，太原理工大學極地檢測技術研究室獲取了豐富的南極科研數據，包括：中國南極考察以來首次獲取中山站至昆侖站全程的冰蓋淺層結構分布數據；首次獲取昆侖站、泰山站的典型冰蓋區域10米深溫度數據和其他重要氣象參數；首次實現內陸出發基地冰川移動實時監測。
回到中山站的當天正值中國農歷新年，潘曜重新定義了自己對幸福的理解：“終于在過年的當天，2016年2月7號，順利回到了中山站。因為在內陸我們唯一與外界聯系的手段是極其昂貴的銥星電話，吃飯是28個人擠在一個小小的生活艙里，連動一下手都很困難。那種手機突然接上網絡收到消息時恍若隔世的感覺，以及洗了一個‘徹徹底底的澡后在中山站餐廳里聚餐看春晚的幸福感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我跟隊友半開玩笑地說：‘我現在對生活幸福的定義是：吃飯的時候可以端端凳子調整座位，隨意扭動身子，手機能打電話、能收發消息，這樣我就很知足了。”
回望158天的南極考察之旅，潘曜寫道：南極考察的158天，是艱苦的158天——與世隔絕的環境、暈船、極寒與缺氧的內陸讓人望而生畏。但158天的南極生活，極大提升了我在艱苦條件下的工作能力，也讓我重新定義了“幸福”這個詞。相比南極生活，我們應該對現在的生活環境感到知足，在這么好的條件里，沒有理由不努力不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