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起王漁洋，或者更為人熟知的名字“王士禛”，對文學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很自然地將其與“神韻說”聯系起來。他所提倡的“典、遠、諧、則”直至今日還被許多喜愛詩歌創作的人們所津津樂道。然而，盡管“神韻說”被視為執掌康熙詩壇，被錢謙益視為“接班人”的王士禛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是使其登上歷史舞臺、并成為后來構架神韻詩風雛形的作品確是看似“名不見經傳”的——《秋柳四首》。本文從詩歌本身出發，通過研究《秋柳四首》語言的運用，主旨的表達以及情感的宣泄，來探尋《秋柳》詩和者眾多，進而成為王漁洋詩歌創作里程碑背后的因由。
關鍵詞：王漁洋；秋柳詩；原因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千余株，披拂水際，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首。”[1]此時，這位《萊根堂詩集序》中的主人公還不知道這四首《秋柳》詩會因為化實為虛的委婉筆調，慨嘆盛衰無常的巧妙用典奠定了自己成為詩壇盟主的地位。它一出現，便以“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分甘余話》）之勢，震動了清初文壇，在短短的時間里，海內“和者不減百家”（《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如此得到諸家青睞的《秋柳四首》不僅在語言的運用上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吉川幸次郎甚至認為其包含一種“新美”的東西，同時在景物的選取，內容的敘述和情感的表達上都讓人對其有一種“無法割舍”的喜愛，它的魅力不言而喻。
1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言的運用
鑒賞一篇文學作品，不論它的題材是詩歌、散文、小說抑或是雜文，所有閱讀作品的人接觸到的最初的東西便是這篇作品的語言。可以說，語言是一個作品的第一要素，是一個作品的原點。任何作品只有在這個原點上進行發揮，進行想象和再創造，才會通過筆墨之中的勾勒傳達出筆墨之外的世界。而王漁洋對于語言這一問題曾經借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表達過自己的觀點：表圣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香祖筆記》卷八）王漁洋同樣也很重視詩的音律，門生問他何為“平中清濁，仄中抑揚”，他解釋說：“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為清，同、情為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間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帶經堂詩話》卷二）又說：“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帶經堂詩話》卷九）可見，王漁洋對于詩歌語言的把握是十分重視的，而在《秋柳四首》這一早期的詩歌作品中，他所喜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便被毫無保留的表現出來：全詩四章，雖寫秋柳，而全詩無一“柳”字。取第二首詩為例來具體分析一下這篇詩歌作品語言的運用。
開頭的第一聯：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
篇首即用疊字“娟娟”，“涼露”二字為雙聲，第一句最后結尾落在“霜”字上。“娟娟”的本義為“美好、美麗的樣子”，可在此處卻和陰冷的“涼露”和“霜”相組合，給人一種新鮮感，也是一種大膽的嘗試。而第二句則從數量入手，先用“萬縷千條”營造出一個場面，“萬”、“千”二字迭韻。同時緊接著“拂”字，這一個擬人的動作將整句話都點亮了，給詩句增添了動感。然后在動作之后，又出以“玉塘”二字，這一靜一動，使得第一聯便令人感到了語言背后情緒的流動。而這一聯最大的亮點便是：未寫“秋柳”卻已含二字。第一句的霜可謂點名了季節，霜常出現在“秋”冬季的早晨，而第二句的“萬縷千條”則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柳”。這樣一種類似打啞謎似的表達，將標題的意義在開頭便暗含其中，讓讀詩的人從開篇便開始展開想象。
接下來第二聯：
浦里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
第二聯連用六個名詞，從詞性上看可以說較之第一聯毫無變化。句中不是將秋柳的姿態進行樸素的寫生，也并不是直率地表露對于秋柳的感情，而只是排列與秋柳有某種關系的言語，其中甚至混雜著無論對秋天，還是對柳樹都不甚有關的詞語。這樣突兀出現的第二聯，使人自然而然地去尋找詞語背后的意義。于是，便很好地引出了所蘊含的典故。這六個名詞單純的排列組合，最后落在了“鏡”和“箱”字上。這是兩個有后鼻音“ng”的字，鼻音的使用令第二聯的整體氣氛較之第一聯變得低沉。
然后，再談第三聯：
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
這一聯的結構也很整齊，屬于動賓結構，“憐”和“見”字前還有“空”和“不”字做狀語，組成狀中短語。同時“憐”和“見”字迭韻，讀起來朗朗上口。從第二聯過渡過來的第三聯，盡管不再是六個相同詞性的詞語的排列組合，但這兩個詩句都有一個長長的賓語“板渚隋堤水”和“瑯琊大道王”同樣是蘊含兩個典故。但這次在音調的處理上，詩人選擇了聲調為陽平的“憐”和去聲的“見”。這樣一高一低，一平一去，似乎令人聯想到一位沉吟澤畔的詩人，在抬頭長嘆和低頭哀嘆，這一揚一抑中完成了抒懷。
最后，來看第四聯：
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第四聯的結構并非嚴格的對偶，這一點和第一聯一樣，似乎有首尾照應的“嫌疑”。而它與第一聯相比更特別的地方在于：首聯的兩句詩可以看作兩句話，表達了兩個不同的意思，而尾聯的最后兩句詩卻是前后連貫的一句話，從現代漢語的角度來說屬于假設復句。尾聯所營造的氣氛仿佛是在向某人訴說著過去的事情。而此聯中的“永豐坊”與前面的“中婦鏡”、“女兒箱”、“隋堤水”和“瑯琊大道王”一樣，包含有典故，但同樣是屬于僻典。這些不常見的詞匯盡管在閱讀之初令人“望而卻步”，但從反面來說，它的陌生讓人產生好奇心，進而對這些雖不常見但具有凝練之美的詞匯展開猜想，去體會作品的內涵，最終達到詩人借語言的魅力來傳遞內心情感的目的。
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說：“此詩的語言沒有打破古典的氣氛而又有新鮮感。”“此詩大體使用的是作為今體詩古典的唐詩的語言，盡管如此，卻帶有一種新鮮感。那主要是基于如前所述，使用了‘黃驄曲啦，‘烏夜村啦之類少見的詞語。這些詞語，是在唐代，甚至唐以前產生的，因而其感覺是古典的。在唐人的詩中，確實可以看到這樣的詞語。使用它，決不會破壞古典的氣氛，但實際上在唐人詩里是看不見這些用語的，至少在一般的唐人的詩中是見不到的。這里就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新鮮感。”[2]這種在用語、抑揚、邏輯關系和音調上的新鮮感，使得讀此詩的人便會順其自然地去尋找詩歌本身的內涵。
2 此時無聲勝有聲——主旨的表達
對于《秋柳四首》所含主旨的爭論一直在繼續，與其說這是由于詩中所用僻典的緣故，不如認為是由于詩中存在著與秋柳難以有關的詞語，給詩歌本身的主旨蒙上了一層面紗，也為不同寓意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看法是認為此詩寄托了對于明亡的哀悼之情。屈復、李兆元、鄭鴻等便是這一派的代表。而高丙謀和朱曉村則認為此詩為憐憫一個曾經侍奉過明福王，后又淪落濟南，名叫鄭妥娘的歌妓而作。同時，認為此詩并無寓意的也不少，如近人江庸《趨庭隨筆》第一卷，既引徐嘉《顧亭林詩箋注》于《賦得秋柳》下引黃葆年說，又引王祖源《漁洋山人秋柳詩箋》，然后指出：“雖言之娓娓，要皆揣測之辭，恐阮亭當日不過隨題抒寫，未必果有用意。”[3]甚至還有惠棟、潛廬老人批評《秋柳四首》為“先生少年英雄欺人之語，人奉為圭臬，則過矣”。[1]總之，這樣四首看似普通的《秋柳》詩，卻達到了“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果，不得不說這是詩人巧心安排的結果——主旨的不明確，卻使得詩歌的內涵更加的豐富。詩人的“不語”卻突出了想要表達的意義，此時無聲（未點明）更勝有聲（明確點明）。
除了暗含主旨外，刻意隱藏“秋柳”二字，也是詩人另外一種“無聲”的表達技巧。在大明湖畔作詩，卻不寫眼前所見的景物，而是作遠距離觀照，從“大明湖”轉換到了“白下門”，又從“順治年間的濟南”穿越到了“唐代洛陽的永豐坊”，這一空間與時間的轉變將讀者的目光投向了視覺的極限，放眼到天地之外，隨之也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這種似真似幻，既親切又神秘的詩境，使得對主旨的理解讓人們在言外領取。
詩歌的言外之旨，韻外之美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民族特色和藝術傳統，清代理論家葉燮把它概括為“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溟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原詩·內篇下》）。王漁洋的《秋柳》詩很好地把握了這一理論的精髓，把“以獲取言外之意來得到詩歌的藝術表現之美，作為產生魅力和動人的所在，掌握了文外之美的要義，深得詩之本旨和藝術創造的真諦”，[4]成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受人們歡迎并合乎他們口味的新詩作。
3 醉翁之意不在酒——情感的宣泄
《秋柳》詩之所以能夠傳遍大江南北，除了語言的巧妙組合，主旨的用心隱含，內在情感的宣泄也是其“和者不減數百家”（《漁洋山人自撰年譜》）的重要原因。時人和《秋柳》而今存和作者計有：徐夜《和阮亭秋柳四首》（存三首）、《再題阮亭秋柳詩卷》（《隱君詩集》卷二），王士祿《秋柳次季弟貽上韻二首》（《十笏草堂詩》），顧炎武《賦得秋柳》（《亭林詩集》卷三），曹溶《秋柳》（《靜惕堂詩集》卷三），朱彝尊《同曹侍郎遙和王司李士禛秋柳之作》（《曝書亭集》卷四），冒襄《和阮亭秋柳詩原韻》四首（《巢民詩集》），陳維崧《秋柳四首和王貽上韻》四首（《湖海樓集》），汪懋麟《秋柳和王阮亭先生韻》（《百尺梧桐閣集》）。這些和者均為清初詩壇的名流。詩中朦朧的故國滄桑之思最易為這些遺逸野老、布衣才士所接受，這樣的選擇自然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息息相關。
王漁洋所處的時代屬于明末清初，社會的動蕩，新朝的建立，異族統治的壓迫，這些天崩地裂的災難，既是漢族士大夫易代的“黍離之痛”，亦是外族入主中原的國破家亡之悲。在這樣的新舊變革中，一部分人高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旗，組織救亡圖存的隊伍，大江南北燃起反抗的怒火；另一部分人則以傳統知識分子的氣質和人格，或者以死殉國，或者隱居巖穴幽谷，向征服者表示不滿與抗議。然而，仍有一部分的文人既不像救亡隊伍“拋頭顱、灑熱血”般的激進，也沒有“不問世事”、“以死報國”的悲觀，但他們內心隱隱作痛地興亡之感卻需要找到一個合理的出口進行宣泄。而《秋柳》詩所表現的淡淡的興亡感與清初社會心理的變化合拍，應和鼎革之際士人哀傷的情緒與傷逝懷舊的心態，也與向內心世界逃避的傾向一致。又在統治者日趨嚴密的進行思想控制的時候，為操觚之士營造一個躲開文字獄的避風港，適宜壓抑狀態下內斂拘謹的抒情需要，讓他們在流連山水中找到自身的心理空間，于使典詠史中發出淡化人生的感喟，由此化解內心的矛盾，釋放生存的焦慮。[4]這也是王漁洋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而《秋柳》被奉為詩壇圭臬的重要原因。
從明末清初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來看，不難理解《秋柳》詩含蓄蘊藉的原因，同時，從個人經歷這一小的維度來分析，王漁洋的童年是在朝代更替，國仇家恨中度過的，他在其《漁洋文略·五烈節家傳》中記載了當時他目睹母親孫宜人于亂中自縊的經過：“張氏，士和（漁洋從兄）妻，新城人，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發覆面。初，先宜人（其母孫宜人）與張對縊，先宜人繩絕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言渴甚，士禛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盎冰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死，視張則久絕矣。”[4]盡管“壬午之難”發生時王漁洋還是一個孩童，他的興亡之感決不會像顧炎武、屈大均他們那樣強烈，但國破家亡之悲還是在詩人的心中播下了種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顆國仇家恨的種子慢慢地生根發芽，急需尋找一個“破土而出”的機會，順治十四年秋八月的一天，詩人終于等到了這樣的一次機會。《漁洋集·秋柳詩四首序》：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遠者。偶成四什，以示眾人，為我和之。順治丁酉秋日北渚亭書。[1]此時，詩人“醉翁之意不在柳”，內心的感慨與悲嘆便借著秋柳這一意象，溫潤委婉的道出。“得江山之助”的《秋柳四首》便將明朝遺老，布衣士族那種“敢怒不敢言”的心情酣暢淋漓地宣泄了出來。詩中“銷魂”、“殘照”、“白下”等，難以實指的莫名悲傷，“若過”、“重問”等欲說還休的語言運用，都使人感受到了對人事變遷和往事成塵的嗟傷與哀怨。
綜上所述，《秋柳四首》的一鳴驚人，聲滿天下，絕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如此。《秋柳》詩以它獨特的語言魅力、委婉的主旨表達、酣暢的情感抒發以及具有“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美學精神的神韻詩風，為清初的詩壇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令人驚嘆。
參考文獻：
[1] 周興陸.漁洋精華錄匯評[M].濟南：齊魯書社，2007：30，51，29.
[2] 吉川幸次郎（日）.中國詩史[M].章培恒，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346.
[3]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182.
[4] 張明主.王士禛志[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240，308，066.
[5] 王士禛（清）.王士禛年譜[M].孫言誠，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
[6]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7] 蔣寅.王漁洋事跡征略[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8] 王士禛（清）.漁洋精華錄集釋[M].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王士禛（清）.漁洋精華錄集注[M].惠棟（清），金榮，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10] 王士禛（清）.漁洋山人感舊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孫康宜（美）.成為典范：漁洋詩作及詩論微探[J].北京：文學評論，2001（1）.
[12]劉利俠.論王士禛《秋柳詩》的文學史意義[J].太原：名作欣賞，2011（29）.
[13]呂鑫.王漁洋《秋柳》詩和者甚眾的原因探析[J].長沙：文學界，2012（08）.
作者簡介：萬里晴（1993—），女，上海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