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標準日本語初級詞匯例解 新版
王以臻
摘 要：同屬于漢字文化圈的中日兩國，以漢字為紐帶的文化交流2000年來從未斷絕。中日詞匯的交流是一種雙向交流、他們相互影響，逐漸融合，各個時期有著不同的特點。近代中國之前的詞匯交流，可以說是單方面的詞匯輸出。而在近代中國，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日語詞匯開始大量輸入，同時漢語詞匯的傳入也對日本和制漢語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論文以文字詞匯為研究對象，論述了該時期詞匯交流的時代背景、特征及其意義和啟示等。
關鍵詞：詞匯交流；和制漢語；文化輸入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4-0081-03
一、前言
同屬于漢字文化圈的中日兩國，以漢字為紐帶的文化交流2000年來從未斷絕。這種交流是一種雙方向的交流。當然，文化的交流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是文化傳播的基本方向就是從文明水平高的國家流向文化水平低的國家。在中日兩國交流的歷史中，由于兩國國情的變化，在不同的時期，這種“師生關系”發生了不同程度轉化。
在中國近代時期之前，中國處于優勢，大量的漢文書籍傳到日本，對日本的社會，文化產生了生源的影響。中國近代之后，由于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國力逐漸衰落。但是日本迅速的認識到了西方文明的先進與強大，轉向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一時期日本翻譯了很多西方自然科學領域的書籍。甲午戰爭戰敗之后，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東渡日本，尋求救國之策。這段時期，大量日本翻譯的西方文化，科學，醫學，哲學的書籍被翻譯成漢語傳入中國。這就導致很多人認為很多反應西方科學的詞匯都是日本創造的。實際上很多有關西方科學的新詞匯很早出現在了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翻譯的書籍中。這些詞匯對日本和制漢語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據相關統計，在日本現代漢字中，有近60%詞匯來源于中國的書籍。日語中的“漢語”本來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漢字的一部分。但是，日本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總結了漢語的構成形式，創造了很多的漢語詞匯，這些詞匯也屬于漢語的范疇。
因此，在對這些“漢語”詞匯進行分類的時候，區分中國制造的“漢語詞匯”和日本人制造的“和制漢語”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中國在引入這些“和制漢語”的同時，也對我們的漢語本身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中國近代對日語詞匯的吸收
（一）吸收日語詞匯的原因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開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逐漸成為一個強大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利用漢語的造詞法創造了大批新的漢字詞匯，用來作為科技術語的譯詞。而這一時期隨著甲午戰爭失敗，中國徹底淪為世界三流國家，迫切尋求救國之道，開始大量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清朝末期中國掀起了學習日本的浪潮，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學生，同時翻譯了大量的日語科技書籍，引入了很多以前漢語中不存在的詞匯。這些日本創造的漢字詞，給中國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帶來了很大的便利。由于這些漢字詞匯既符合中華民族的語言心理，用起來又簡潔易懂，因此早期的日本留學生便直接將它們帶入中國并廣泛使用。
（二）吸收日語詞匯的方式
王立達在《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詞匯》一文中探討了現代漢語引進日語的各種情況。一種是日本音譯外來語的漢字寫法被借用到漢語中來，如瓦斯、混凝土、俱樂部、浪漫等；一種是用漢字書寫但只有訓讀的日語詞被借到漢語中來，如立場、取消、手續、入口等。更大量的是日本人意譯的外語詞匯，其中有含義相反或相對的詞，如絕對、相對，積極、消極等；一般用語與專門術語，如出版、政策、原子等；學科名稱，如哲學、心理學、解剖學等。這些詞語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涵蓋面極廣，幾乎涉及各個領域。 例如，議會、政治、民主、政策、公務員、哲學等。從以上的部分實例中，不難看出，日語外來詞詞幾乎進入了我們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
從詞的結構上分析來看， 所吸收的日語外來詞大多數是名詞，也有動詞、復合詞。例如：人權、戰線、藝術、特許、否定、肯定、表決；共同、主義、階級、共和；斷交、脫黨、動員、規范；方程式、想像力、勞動力、偶然性、周期性、民族的、科學的等。
（三）吸收的日語詞匯對漢語的影響
在長達兩千年的文化交流中，不斷有大量的同形詞產生，極大地豐富了中、日兩種語言，并在促進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的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日本引進的日語外來詞成為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且為人們所使用，對我國的社會和文化給與了極大的影響。引進外來詞完全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在不斷吸收外國的先進文化的同時，也要吸收外國語言的精華，從而豐富和完善自己的語言系統。我們從日語中吸收外來詞同樣如此。正如高明凱和劉正琰在《現代漢語中的外來語研究》中指出的：“日語對現代漢語的詞匯影響最大，現代漢語的主要外來語都來自日語，大多數西方詞匯都是通過日語被吸收到漢語中來的。”①由此可以看出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對漢語詞匯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三、日本對近代中國翻譯詞匯的吸收
（一）日本學習中國詞匯的背景
日本從上古時期開始與中國往來，并從中國學到文字和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所以，日本在文化傳統和文化心態上，不那么保守，沒有夜郎自大的心理，不像那國中國和那樣閉關自寧，一味地排斥外來文化，拒絕接受當時已遠遠超過東方的歐洲文明。
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日本統治階級認為基督教等西方文化的傳播有害于日本的封建統治，一度嚴禁以基專教為首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傳入。但到了江戶中期德川吉宗掌權以后，重新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為了振興實用科學來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于1720年取消了禁入西方書籍的禁令，允許進口除基督教以外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外國書籍。日本與荷蘭在文化方面和貿易方面的交往比較早，很多學者精通荷蘭語，所以荷蘭的書籍引進最多。其次是中國的實用科學書籍（日本叫做漢譯洋書）。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都是精通漢字和漢文，可以不借助于翻譯直接閱讀中國的書籍。來自荷蘭而譯成日文的書籍，當時日本叫做“蘭學書”。這些“蘭學書”的涉及面很廣，幾乎全包括當時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城。當時的日本學者們翻譯這些“蘭書”，所碰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當時.日語還沒有表示這些新事物和新概念的詞匯，“蘭學者”們只好采取音譯法和意譯法來創造新詞。例如，用音譯法創造的詞有“越歷、舍密、世奴、奇縷。用直譯和意譯法創造的詞有“引力、軟骨、橫隔膜、鼓膜、水素、酸素、炭素、元素、還元、分子、重力、遠心力……”等等。endprint
日本的“蘭學者”翻譯西洋書籍時，一方面利用漢字獨創新詞，另一方面也來取“拿來主義”方針，參考和借用當時中國大陸明清時期的“漢譯洋書”里的新詞。
（二）明清時期外來傳教士的貢獻
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大量翻譯、傳播西方書籍，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明末清初。在這個時期，明朝到清朝政府對于基督教、天主教態度比較寬容，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各地進行布教。形成了西方學習漢語的第一個高潮。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意大利入華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他們成為明末最早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并進而成為西方最早的漢學家。利瑪竇發現，中國有著淵深、成熟的學術傳統，在中國傳教，不得一味宣教，“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②，借學術來傳教。來華耶穌會士為使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不把他們視為“蠻夷”，便展示他們唯一可以吸引中國人的歐洲科學技術的成果。他們試圖以自己掌握的西方科學技術來提高身價，擴大影響。
由耶穌會士用漢文著譯或在中國士人幫助下著譯的介紹西學的作品，被稱為“早期漢文西書”，與清末由新教傳教士用漢文著譯或在中國士人幫助下著譯的介紹西學的“晚期漢文西書”對應。明清間入華傳教士與中國文人合作翻譯了大量書籍。這批早期西書，不但傳播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創制了第一批漢譯西洋術語。其間最著名的莫過于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創譯了“幾何、點、線、直角、面積”等術語。
另外，如艾如略（Giulio Aleni 1582-1649 意大利人）的《職方外紀》（介紹世界地理）、《西學凡》（介紹西洋學術）兩書，出現了“地球、赤道、溫帶、海峽”等術語。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與中國士人合作著譯的早期西書，于 17 世紀迅速傳輸日本，成為日本人了解西方知識的一大來源。在以漢字詞翻譯西洋術語方面，也為日本學者樹立了范例。
第二個時期為清朝初期到清朝晚期。這一時期正值日本幕末明治時期，日本正渴求從“蘭學”向“英學”轉變。19世紀初，新教③進入中國，新教傳教士的翻譯工作對中國和日本的語言和詞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進入中國之后，翻譯了第一部漢語《圣經》，對中、日兩國有產生了廣泛影響。更重要的是馬禮遜從1808年開始，編譯《華英字典》（其中包括英漢對照的《英華字典》），并于1822年出版。這部馬禮遜花費15 年時間完成的漢英、英漢辭書，堪稱一部中西文化的百科全書。《華英字典》作為雙語辭書，不僅有助于英語系統的人們了解漢文和中國文化，也向漢語系統的人們了解英文和西方文化，其厘定的一批對譯英語的漢字新詞沿用至今，如“digest消化、exchange交換、judge審判、level水準”等等。除馬禮遜外，還有麥都思的《英漢字典》，衛三畏的《英華韻府歷階》等，其中出現了現在仍在廣泛使用的“物質、diameter 直徑、essence 本質、knowledge 知識、machine 機器”等。這些詞典統稱為“漢譯洋書”，傳到幕末、明治時期的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詞典所借鑒。20世紀初，隨著中國“洋務運動”開展，形成了留學日本和翻譯日籍的熱潮，將大量日本漢字詞匯輸入中國，這其中很多是幕末和明治時期日本從入華傳教士編纂的漢英詞典中借取的漢字新詞。
另外，在這一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們還創辦中文報刊，宣傳西方思想。最早的中文刊物是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這份月刊大量篇幅介紹基督教的教義，少量篇幅介紹世界歷史、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編纂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其中出現了許多新的名詞，如“文藝復興”，“法蘭西”等，這些概念我們至今仍然使用。這些西方傳教士翻譯的中文西書，涉及自然科學，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作為譯介對漢語和日語詞匯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和制漢語的形成與傳入
隨著大量近代漢語書籍大量傳入日本，豐富了日語的詞匯，為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提供了很好的媒介。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外來”的詞匯被日本廣泛使用，使日本迅速走上了現代化道路。而同時期的中國，還出于封建社會末期，對于外來文化的輸入采取了閉關鎖國的策略，導致中國迅速落后于當時的世界各國，在帝國主義各國的侵略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同時也為中國的社會變革埋下了種子。清朝末期，中國封建官員中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中日之間的發展差距，在清政府和民間的推動之下，清政府掀起了“洋務運動”，中日之間文化傳播的方向也發生了改變，中國開始轉而學習日本。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到19世紀初，留學日本的運動達到高潮。從1896年到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總數達到3萬人。這些留學生為當時的中國帶回了各種科學技術，同時也使得“和制漢語”大量流入中國，極大的豐富了漢語詞匯。對于日本的學習，不只限于留日學生。清政府官辦，民間商辦的翻譯局，翻譯機構也紛紛出現，如洋務派的出版機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
在日語詞匯的引入過程中，涌現出許多近代的著名人物。如當時受“百日維新”失敗影響，避難日本的梁啟超，他在《新民叢報》、《清議報》、《新小說》等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中便大量采用日語新詞。透過對這些文章的閱讀和了解，諸如“共和”、“社會”、“主義”、“運動”等等詞匯得以引入漢語中。還有文學家魯迅，在日本留學之后回到中國，大力倡導白話文，同時也翻譯了很多日本作家的文學作品，有意無意地在自己的著作里借用了大量日語詞語，像是所謂“便當”、“攝影”、“閉口”、“視點”等等。這些詞匯更加接近生活，不再拘泥于科技和技術用語，是文章更加容易被人們接受。就這樣，原先在明末、清初早已在中國產生的近代詞匯未能在中國大陸普及和使用，被日本拿去先使用和普及，經過一百多年后又逆輸出到中國。結果，給人以這些近代詞似乎全部都是日本近代時期創造出來的錯覺。endprint
四、中日詞匯交流的啟示
總而言之，本論文簡單論述了近代時期，中日兩國詞匯交流的歷史。中日之間的詞匯交流經歷了一個特殊的過程，漢字詞匯輸出—近代新詞匯輸出—新詞匯在別國發展—新詞匯逆輸入。這些新詞匯的輸入，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提高了漢語的表達能力，使漢語適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對于近代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社會變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這些新詞大都比較新穎，符合人們求新的心理。一樣作為漢字詞匯，更易于讓中國人從心理上接受，實際上它們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中國早已創造出的詞語。在這一點上，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作用。但是歸根到底，我們學習到的還是自己100多年前已經有的詞匯，這是一個令人感到非常有趣的現象。通過這個事實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化的發展與交流，依賴于經濟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環境。這對于我們的當代社會，如何正確面對西方的文化入侵，發展本國的傳統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注釋：
①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②費賴之，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42.
③新教：基督教的一派，與天主教和東正教并稱為基督教三大派別，中國常以“基督教”一詞單指新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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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10]費賴之，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M].上海：商務印書館，1995.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