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 中隱思想

劉靜

摘 要：“中隱”思想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在傳統儒道思想的影響下，對人生進行深刻內省和理性思考后尋求的一種平衡進退出處的處世哲學與生活方式。本文以白居易的“中隱”思想為觀照對象，探究儒道思想在“中隱”思想形成與嬗變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白居易；中隱；儒家；道家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6-0001-02

一、前言

盛唐的隱逸文人或將隱逸作為入仕的“終南捷徑”，或看作縱情山水、彰顯孤傲人品的方式，更趨向于一種主動選擇。隨之而來的中唐隱逸士人則有更多的被動考慮。社會政治環境的急劇轉變使他們陷入了仕與隱的矛盾中，而詩人白居易的隱逸道路就反映出了士人受到出仕渴望與殘酷現實的夾擊，在出與入、仕與隱之間的艱難選擇。

二、“中隱”思想的提出

從先秦時逐漸出現了“小隱”、“大隱”、“吏隱”等隱逸觀念，而“中隱”觀念就是在區別于“小隱”、“大隱”的基礎上提出的。白居易在《中隱》詩中表達了“中隱”的理念：“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囂。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惟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可見，白居易為了兼顧人生的少憂患和充足的物質享受，在兩條隱逸道路之間偏又尋覓出了一條“中隱”之道。“中隱”的特點便是吉安通豐卻又不必受案牘勞形之苦，自由閑適卻不必忍受饑寒之苦，真正獲得了身心俱適。白居易曾在《醉吟先生墓志銘》中自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可見，儒道思想對白居易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白居易正是調和兩家思想的基礎上醞釀出了“中隱”觀念。

三、儒家思想的影響與“中”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業”的小官僚家庭，早年頗受其家學淵源影響。同時，科舉考試對儒家經典的嚴格要求使得白居易的思想和處世方式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在白居易“中隱”思想形成與嬗變過程中始終未完全擺脫儒家思想的痕跡。

（一）從儒家的“兼濟”、“獨善”到白居易的濟世安民之心

儒家主張積極入世以求用，“治國平天下”是士人心之所向。而一旦面臨壯志難酬的境況，士人就急需穩定幾經動搖的“兼濟”之志。而孔子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孟子“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實際上就是對不得志時的思想補充，即無論窮達，“獨善”與“兼善”均是對儒家之道的堅守。

對于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白居易來說，無論是早年壯志滿懷時，還是中年飽經仕宦坎坷時，其思想軌跡都受到這種“兼濟”與“獨善”之道的引導與規約。正如白居易在《我身》詩中所言：“通當為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為鷦鷯，一枝足自容。茍知此道者，身窮心不窮。”在通達之時，白居易不遺余力地實踐著匡時拯物的兼濟之志，曾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陳述時政及治國經邦之略，大有兼濟天下舍我其誰的盛氣。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后二十余年里飽經宦海浮沉，雖然萌生退隱之意，心里卻仍然保留著“功名須待時”的期盼。這種待時而動的觀念正迎合了儒家“獨善”思想。白居易在被貶后寫的《與元九書》中表白了自己的處世觀：“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尚，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獨善”也是為了待時而動，一旦時機來臨，白居易就會繼續“兼濟天下”，而非走向真正的“小隱”。

從白居易對“兼濟”、“獨善”思想“奉而始終之”便可以理解白居易不甘于“小隱”，在任上依然為民造福，干著兼濟百姓的實事，晚年廣施家財，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使百姓免受饑凍之苦。白居易晚年《新沐浴》中有“是月歲陰暮，慘冽天地愁。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何處征戍行？何人羈旅游？窮途絕糧客，寒獄無燈囚。勞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優？撫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可見對下層百姓疾苦的濟世之心到了晚年仍存在著。儒家的“兼濟”、“獨善”思想對白居易“中隱”觀念的形成起著不容忽視的引導作用，因此他不會真正走上完全隱逸的道路。

（二）從儒家“中庸”思想到白居易的中和之道

白居易的“中隱”思想實則是一條折中于出入進退、窮通豐約之間的調和中庸之道。儒家“中庸”的“中”既有中間、中等、兩者之間的意思，如“執兩用中”的“中”，有調和折中之意。同時也有合適、適宜之意，這種調和、妥協也是為了追求適中、合適，儒家思想反對走向極端，而傾向于在兩極間尋求適中的解決方案，既不要太“進”也不能太“退”。此外，“中”還指人內心含而不露的某種狀態或內在要求，這種內心的“中”又表現為外部行為上的“中道”。因此“中庸”之道之所以被采用，不僅僅是因為它恰好處于兩極之間，更是因為它合于、適宜于內心含而未發之“中”和外在行為上之“中道”的標準，只有“合內外之道”，方能產生“中”的大功用。

反觀白居易經歷江州之貶的打擊后，逐漸選擇了“君子居易以俟命”的人生態度，以“執兩用中”的中庸主義處理思想上進與退、仕與隱的矛盾。所謂戒其過，勉其不及，白居易始終尋覓著與極端之間不即不離的安全距離，既清醒地對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又不學傲世嫉俗者徹底背離塵世，而是圓滑地游走在官場世俗之中，在面對險惡的外部環境全身避禍的同時又不愧于自己的內在要求，從而尋求到“中隱”這種最適宜、最恰當、無過與不及的實現。“中隱”的確稱得上是合于白居易內在尺度與外在要求的合適道路，因此可以在進退出入的矛盾中取得對內心之“中”與外在之“節”的調節與契合，達到“和”的境界。

可見，白居易最終將自己人生的落腳點放在了凡俗踏實上，非仕途，非山林，而是相對中和安適的一處。

（三）從儒家的天命論到白居易的知足保和

知足保和是白居易“中隱”思想中的重要特質，這種知足保和實際上與儒家的“知天命”有直接關系，正因為能夠樂天知命，方能知足保和。endprint

儒家《論語》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孟對天命、生死的思考對“中隱”思想中知足保和的特質有直接的影響，“知天命”也是一種知足，白居易詩文中常有“知分心自足”、“年長識命分”之語。同時，白居易曾在《與楊虞卿書》說：“然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仆獨以為命。……幸之來，尚歸之于命；不幸之來也，舍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實如此也。”從中看出，白居易在這里找到的士人身與心的平衡，首先在于“不怨天，不尤人”的知足，一旦不滿足便會滋生強烈的欲求，難免會在兩極之間失衡。而這種知足是因為白居易相信、至少使自己相信儒家的天命論來調節自己的心理，獲得“外順世間法，內脫區中緣”的外順內脫的心理超越機制，以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進退自如，聊以慰藉。

倘若從字面上來理解“中隱”，“中”修飾“隱”，是“隱”的一種方式。而無論是作為二者之間、中和的“中”，還是作為適于天命的“中”，抑或是將“兼濟”、“獨善”的內心訴求含而不發、合于外在行為的“中”，都與儒家思想關系密切。

四、道家思想的影響與“隱”

江州之貶給了白居易開始深入走進道家思想的契機。白居易有詩直言“上承周孔訓，旁鑒老莊言”（《和夢游春詩序》），還有“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和思歸樂》）等，可見道家思想對白居易有著不一般的影響。

（一）從莊子的委順隨物到白居易的心隱

白居易詩歌中對堅持自我的屈原持著否定態度：“自從委順任浮沉，漸覺年多功用深。……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詠懷》）在否定屈原的執著時，也提出了“委順任浮沉”的想法，即隨順自然。這種逍遙自適的思想特質也是受到了莊子委順隨物思想的深刻影響。

盡管白居易為了全身避禍而安心于閑官閑職，看似可以“在為政之暇的山水登臨中、在壺中天地的杯酒聲色中、在與洛中君子的過往唱酬中享受歡樂閑適”①。但是要真正做到“中隱”，還需在心態上做到心之“隱”。《人間世》中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唐代成玄英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跡混而事濟之也。”即對付“暴人”，不妨隨之順之，如若強行與之對抗，必將深受其害。中唐時代黨爭激烈，白居易與政壇的兩大勢力牛黨和李黨均關系密切，導致其在政治斗爭中進退維谷，以至受人攻訐，屢遭貶謫。白居易雖有報君恩的念想，卻也看清現實，不敢迎難而上。此時莊子的隨順委蛇的確給了他很大的心理安慰。白居易詩中“形骸為異物，委順心猶足”（《歸田三首》）等語就認為通過形骸向外順從世俗法規，應他人而動，從而以來可保證自己不與無法抗拒的外部強大力量發生直接沖撞，也可使自己內心獲得“隱”的逍遙閑適，追求精神上的超然物外。白居易正是受到莊子思想的影響，才會主動收斂自己外露的鋒芒和棱角，將自身混跡在眾人之中。

無論是莊子的隨順委蛇，還是白居易的“中隱”，歸根結底還是不得已下自主選擇的結果，而莊子的思想為白居易選擇“中隱”提供了一些心理安慰與啟發罷。

（二）從莊子的“適”到白居易的“自適”

白居易“中隱”思想中也蘊含著“適”的觀念以及對“適”的追求。形而下，“適”意味著身體的舒適順暢，至于形而上的“適”則注重內心和精神上的愉悅舒適，既追求外在行為順應天地萬物規律，同時也要求自我的外在行為與內在要求達到融洽與和諧。

《達生》篇中云：“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莊子的這番言論其實即由外在的“適”轉而追求內在的心之適的狀態。白居易的“中隱”思想中同樣追求心適，他曾在《三適·贈道友》詩中云：“……足適已忘屨，身適已忘衣。況我心又適，兼忘是與非。”此詩簡直如《達生》篇中語句的詩化。此外，莊子深入提到這種“適”更加注重的是自我的舒適，即“自適”。《駢拇》篇云：“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批判了為了“人之適”卻“不自適其適”的行徑，所提倡的是追求自我的、本我的“適”，使自己處于“適”的狀態中。這種“適”的狀態要有物質的豐盈，而心志的順遂與精神的自由同樣不容忽視。白居易選擇“中隱”，既避免為了他人之“適”而深陷危機且勞心勞力，也可使“自適”，“自得其得”。這一對儒家思想的小小叛出，不能說不是受到道家莊子思想的影響。

五、結語

綜上所論，儒家和道家思想對“中隱”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不同處促進了思想的豐富性，矛盾處影響了“中隱”思想在不同時期的嬗變過程，而兩者的交融處更是不斷充實了白居易的“中隱”思想，使之達到一個新境界。

注釋：

①李紅霞.唐代士人的社會心態與隱逸的嬗變[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3）：114-120.

參考文獻：

[1]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晉）郭象注.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0.

[4]毛妍君.白居易閑適詩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5]李紅霞.唐代士人的社會心態與隱逸的嬗變[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