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之 詩廣傳 詩學思想研究 袁愈宗
陳奕奕
【摘 要】《蒲褐山房詩話》收錄了許多詩從唐宋的文人，王昶雖然師從沈德潛，但是并沒有因此忽略宋詩，表明了他客觀的態度。
【關鍵詞】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沈德潛；宗唐顯宋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8-0223-02
王昶師從“格調派”創始人沈德潛，沈德潛十分尊崇唐代的詩歌，并且十分反對宋代的學問之詩。王昶由于受到沈德潛的影響，詩歌亦尊崇“宗唐”的理念。但是王昶對宋詩卻不持否定的態度，表現了他“宗唐顯宋”的詩學思想。
一、“宗唐”思想
詩歌發展到清代，是繼唐朝之后詩歌的中興時期。“宗唐”的詩歌思想不但宋、元、明有所涉及，到了清代也得到了繼續發展。元朝戴表元就有“宗唐得古”[1]的觀點，明七子，更是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2]的主張。
清朝亦主張以唐詩為宗的思想。諸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元序》有“德潛于束發后即喜鈔唐人詩集”[3]。《清詩別裁集》有“吳中稱詩者，多宗陸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以破其非”[4]，諸如葉燮《原詩》有語“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掛齒”[5]18龔翔麟有語“今人手放翁、誠齋詩，讀未終卷，便毀唐人為不足學，多見其不知量也”[6]239。可見，清朝一些文人對唐詩的尊崇與對“宋詩熱”的不滿。
《蒲褐山房詩話》“宗唐”思想主要體現在，王昶所選錄的文人以唐代詩人為效仿對象。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他們效仿的唐代詩人主要有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錢起、郎士元；李白、杜甫、韓愈、杜牧之、王仲初等人。其中，王維，孟浩然屬于初唐。李白、韓愈、韋應物、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錢起、郎士元屬于盛唐及中唐。杜牧之、王仲初則屬于晚唐。除此以外，詩話上卷又稱查為仁之詩“皆晚唐妙句也”[6]2，陳撰之詩“有唐人風韻”[6]24，王太岳“詩宗魏、晉，下及唐人，醇古淡泊，可稱高格”[6]36，王鳴盛“詩宗三唐”[6]60，史國華詩“皆有晚唐風味”[6]138等，可見詩話收錄的詩人大體以唐詩為效仿對象，并貫穿了唐代前、中、后期。
其次，從詩的類別上看。一是田園山水詩人，主要指效仿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為代表的田園山水詩人。詩話稱張梁“詩法王、孟、韋、柳”[6]2、厲鶚“大抵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6]4等。二是新樂府詩人。詩法新樂府詩派的主要有元稹和白居易。詩話上卷稱商盤之詩“不知其才情橫厲，出入于元、白、蘇、陸諸家”[6]16。徐書受“大抵取法孟東野、張文昌，然才情諧暢，間效元、白”[6]143等。三是現實詩人，主要詩法杜工部。詩話上卷有稱沈德潛“效法盛唐，先宗老杜”[6]31，洪亮吉“作五言仿康樂、次仿杜陵”[6]157，潘肇振“自言十年宗老杜”[6]266，楊芳燦“詩法工部、玉溪生”[6]129等。四是贈別酬唱詩人，指錢起、郎士元。詩話上卷稱過春山“詩宗錢郎”[6]44。曹秉鈞“詩材清雋，在錢、郎、韋、柳間”[6]147。莊寶書詩“置之錢、郎間，了無差別”[6]72等。
因此王昶的“尊唐”思想表現在他不僅局限于“詩必盛唐”，而是立足于唐代不同階段、不同類別的詩歌，將視野置于時間的寬度和空間內容的廣度上。
二、“顯宋”思想
王昶雖然詩從沈德潛，但不同于沈德潛的“宗唐排宋”，反對宋朝詩歌的以學問為詩，以經學為詩，王昶對宋詩是持一種欣賞態度，主張“宗唐顯宋”[7]。
詩話對效仿宋代詩人的錄選，遵循了與錄選效仿唐代詩人一致的規則，那就是不局限于某個時段，而是囊括了北宋、南宋以及宋元時期的詩人。詩話提到效仿的宋代詩人，北宋有黃庭堅、蘇軾、周邦彥；南宋有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諸如詩話上卷稱諸錦“詩法山谷、后山”[6]20，杭世駿“謂予曰：子無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6]21黃之紀“詩與宋范、陸為近”[6]73。祝喆“詩學山谷老人，疏痩苦澀，不肯墮尋常經術”[6]87等，可見這些人既有詩從北宋，也有詩法南宋之人。
此外，其“宗唐顯宋”思想主要體現在詩話不但錄選詩法宋詩的詩人，而且對一些詩人的評語往往將唐宋聯系在一起，如厲鶚：所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大抵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瑩然而清，窅然而邃，擷宋詩之精詣，而取其疏蕪。[6]4
王昶對厲鶚的評述，先言厲鶚詩法王孟韋柳，因此詩歌有“瑩然”即光彩透徹，亮潔的風格，后言其詩“窅然而邃”，也就是說厲鶚之詩不但有田園山水詩派的瑩然之氣，也有深遠深邃的意境。從“幽新雋妙，刻琢研煉”“擷宋詩之精詣，而取其疏蕪”可知，厲鶚的“窅然而邃”“幽新雋妙”的特點與“擷宋詩之精詣”即“刻琢研煉”，與注重煉字的宋詩分不開。如詩話所載：
自言十年宗老杜，近復愛韓詩，故古體頗有似韓者，然大致出入于石湖、誠齋，而近人喜汪鈍翁詩。（下接第244頁）（潘肇振）[6]266時人吟諷，以為元稹、杜牧之比。不知其才情橫厲，出入元、白、蘇、陸諸家，足以雄視一世也。（商盤）[6]16詩才亦以韓、孟、皮、陸為宗，門險盤空，句奇語重。（吳鼒）[6]161
因此，王昶所選入詩話的詩人不但效法宋詩，而且有的諸如潘肇振、商盤、吳鼒這些人的詩，則出入唐宋之間，翁方綱之作雖“不能盡合也”，但其詩法亦法取唐、宋大家。由此可見，王昶宗唐，但不排斥宋詩。
王維德《蒲褐山房詩話新編》前言稱王昶“詩宗杜、韓、蘇、黃”[8]1，可見，述庵詩取法唐宋。宋代理學的發展使得宋代詩歌多以理趣為勝，詩的創作成為了文人顯示自身學問的一個途徑，因此宋代詩歌又以學問為主。王鳴盛《春融堂詩集》詩序有述庵之言曰：“若唐宋諸家，詩外皆有事在，當其休乎天鈞，而根底于學問，心精骨力，悟詣才鋒，遂種種涌現于詩。”[9]又可知，王昶提倡詩歌創作根砥于學問，可見王昶同樣認可宋代的學問之詩，這顯然不同于沈德潛“排宋”之說。與王昶“宗唐顯宋”的思想相似的是沈德潛的老師葉燮，葉燮《原詩》有語：
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至于宋人之心乎……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后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5]17
葉燮《原詩》的這段話與周維德評述王昶“詩宗杜、韓、蘇、黃”的思想不謀而合。“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意思是說宋代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繼續發展了韓愈的詩歌，達到了最盛。葉燮更是稱“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后之一大變也”，認為蘇軾的詩歌境界前無古人，是繼韓愈詩歌之后的一大變。可見葉燮雖沒有明確地表態對宋詩的贊賞，而是客觀地描述詩歌的發展，但是從葉燮稱蘇、梅、歐、蘇、王、黃的“可謂盛極”與稱贊蘇軾詩歌的“而盛極矣”則可看出葉燮對宋詩的態度與王昶相似，都是持贊賞的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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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昶，周維德.蒲褐山房詩話新編·前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1.
[9]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春融堂集上·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