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陽古戲臺鄉村社會宗族文化功能探析-婺源 盂縣 秋意 古村
傅繼強+方璇
摘要：弋陽古戲臺是弋陽重要的物質文化遺存，通過分析三種弋陽古戲臺的類型，廟宇戲臺的修建與村民的祈福納祥有關；祠堂戲臺的修建與村民祭祀祖先有關；萬年臺、風雨臺的修建與村民的生活娛樂有關。進而闡明祭祀、社會教化、娛樂交往、文化傳承是弋陽古戲臺在鄉土社會中所承載著的重要文化功能。
關鍵詞：弋陽古戲臺 鄉村社會 文化功能
中圖分類號：J8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20-0130-03
弋陽地處閩、浙、贛、皖四省交界，自宋南遷以來人口流動頻繁、商家云集，是四省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南戲四大聲腔之一的“弋陽腔”就發源于此。明清時期伴隨著戲曲活動興盛，弋陽古戲臺的建造也達到了頂峰。時至今日，在弋陽的不少村落中，仍然保留著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古戲臺，這些屹立在風雨中見證了幾百年來歷史變遷的古老戲臺，不僅體現了古時人們精湛的建筑工藝，同時在鄉村社會宗族發展中還承擔著重要的文化功能，讓我們從中感受到了弋陽在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宗族文化以及民風民俗的演變。因此，弋陽古戲臺不僅僅是作為研究弋陽腔這一地方戲曲文化的物質載體而存在，更是研究地方宗族群體社會經濟文化的隱喻符號。
一、宗教活動頻繁下催生了弋陽早期的戲臺雛形
戲臺作為中國傳統戲曲演出最廣泛使用的場所，其建造源于娛神。弋陽佛教和道教盛行，鐘靈俊秀的弋陽山水使佛道兩教很早就在這里扎根傳播。據《弋陽縣志》記載早在三國時代，道家祖師級人物葛玄曾來到弋陽煉丹搗藥，至今在很多地方依然保存有關葛玄活動的遺跡，鄰縣貴溪的龍虎山，更是我國道教的策源地之一。而在東晉時期，弋陽就有了佛教的傳入，弋陽境內寺觀曾經多達十幾座，其中最為著名的佛教知名勝地要屬一直流傳至今的南巖寺。弋陽人崇佛的習俗盛況，可以從民國十四年版的《弋陽縣志·風俗》中一窺究竟：“中元家祭，焚紙錢紙衣，寺僧做盂蘭佛事。……朝菩薩，村人醵錢為香會。一人荷紅幡前導，幡上刺‘名山進香四個字，曰‘香頭，余皆手香念佛咒，鼓樂從行，其有為父母朝拜者，衣父母衣，披發持凳香，三步一跪”。[1]
宗教活動的頻繁造就了弋陽民間宗教信仰的習俗內容極為豐富，其中酬神演戲就是最為壯觀、最為動人的活動。人們在祭祀神靈時，會用三張方桌在大殿前方疊起來，形成一個三層的臺子，表示天上、人間、地獄，后來在民間演出目連戲時，這種用毛竹、杉木、竹席等材料搭就具有草臺性質的臨時建筑就演變成一種叫花臺的三層戲臺。每當演出弋陽腔目連戲時，神仙鬼怪在三層臺面上一時之間上上下下、摸爬滾打、天堂地獄好不熱鬧。這種三層戲臺，每層都有兩個供演員表演出入的場門，這或許是后來弋陽古戲臺形成六個出入場門的原因之一。在中國的戲臺史上，三層的戲臺并不多見，查閱資料，似乎只有清代三座皇家大戲臺是三層的，它們分別是頤和園內德和園大戲臺、故宮博物院暢音閣大戲臺和河北承德避署山莊內的清音閣大戲臺。其中，建于清光緒十七年 （1891年）的德和園戲臺，是當時國內最大的戲樓，整座戲臺高21米，三層戲臺分別稱之為福臺、祿臺、壽臺，每層之間都留有通道方便演員在表演時可以上下通行，以表現上天入地的神佛仙家和妖魔鬼怪。從這三座戲臺的結構以及當時弋陽腔在北京的流行程度來看，這三座戲臺在修建時完全有可能受到弋陽花臺的影響。
二、宗族崇拜，祭祖娛神下誕生的祠堂戲臺
聚族而居，形成了中國南方農村典型的社會結構，一村同姓，造就了人們對祖先的崇拜遠遠超過了對其他神靈的崇拜。弋陽的農村，每個村子都是同宗同姓聚族而居，祠堂的建立幾乎是每姓一祠，甚至一個大姓宗族就建有好幾個宗祠，如建于清代的弋陽南巖鎮齊爎畈童家古祠堂、朱坑鎮上童古祠堂、朱坑鎮西童古祠堂，相傳就是童家三兄弟分別建立的。通過修建祠堂，人們自覺維護本族利益，同族之間強化了氏族血緣關系的認同感，增強了宗族的團結意識。在弋陽，建祠堂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頭等大事，所謂“倫莫大于一本，義莫親于九族”“千年祖墓，百世宗盟”[2]。所以為了修建祠堂族民們往往不惜巨資，使得宗祠成為一個村莊規模最大的建筑，同時也是村莊實力的象征。宗祠是供奉祖先靈位，凝聚宗族血緣關系的連接紐帶，成為舉行祭祀祖先儀式和解決族中大事的重要場所。在祭祀祖先時，人們通過演劇的形式來表達他們對祖先的追思和對神靈的敬畏，這種帶有祭祀性、宗法性和教化性等特征的宗族演劇活動具有強烈娛祖娛神的意味。因此，在祠堂內建造戲臺就逐漸興起，而宗族祠堂戲臺作為宗族祭祀社交娛樂的中心，逐漸成為祠堂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有“無臺不祠”的說法。祠堂臺是戲曲文化融入到宗族意識的產物。戲曲活動進入宗族祠堂，不僅是祭祖娛神的需要，還是因為它有寓教于樂的教化作用，目前，弋陽遺存下來最多的就是祠堂戲臺。祠堂整個建筑由大門、戲臺、中廳、祭廳、廂樓以及廚房、花園等部分構成，前后共分為三進院落。古戲臺一般建在祠堂大門的背面，坐南朝北，與座北面南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相向而對，方便祖先看戲，中間天井則是族人陪同祖先看戲的場所，兩邊廂樓則是鄉紳女眷的看戲之所。戲臺設計精巧，不演戲時可撤去中間臺板，方便進出，整座戲臺只用杉木鑿榫銜接，不用一顆鐵釘。
弋陽現存祠堂古戲臺歷史悠久，數量眾多，多為明清時期遺存，建筑風格特點明顯。如：弋陽西李古戲臺建于明宣德年間，距今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是江南地區遺留下來最古老的祠堂戲臺。據《九川李氏宗譜》記載：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后李一派子孫錄奎偕兄文彬糾集族人修建了李氏祠堂。祠堂建筑結構為三進院落，門前一對古代石猊保留至今，進入大門依次為戲臺、中廳、祠堂。西李古戲臺結構獨特，為全國各類古劇戲臺所無。戲臺的底部是進入祠堂的通道，整座戲臺臺由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撐，中間由木板隔斷，把戲臺分成前后臺，兩側的隔板前移，增加了四個上下場門，算上中間兩個場門，形成了弋陽腔戲臺所獨有的六個上下場門的建構。同時隔板的前移還戲臺的中間形成一個帶“凹”字形的供五個樂手演奏的區域，戲臺中部頂棚的天花藻井為八角四音花紋形式。整個戲臺結構以榫頭相嵌，穿插巧妙，嚴絲合縫，梁柱、插板及撐腿均為木質，斗拱銜接處大都飾以雕刻。主梁柱粗獷古樸，用材較大。戲臺在后來重修時，還增建后廳和走馬樓，臺之兩側的走馬樓結構為木質材料，長九點五米，寬四米。后廳系磚木結構，即為祠堂。整個建筑具有鮮明的明代前期風格。清代是弋陽古戲臺大發展的時期，建臺活動遍及弋陽的各個角落，其中，童家古戲臺恢宏大氣，童家祠堂整體結構由前庭、中庭、后庭三大部分組成，中間以天井為界連接三庭。整個空間相互貫通，一氣呵成。祠堂前庭即為戲臺，由四十八根圓形立柱支撐，戲臺底部立柱為石質方形柱礎，而前庭祖祠與中庭觀眾席柱礎則是圓形，寓天方地圓之意。戲臺后半部分是演員化裝、候場的區域；前臺左右兩廂則為敞開式回樓，供樂隊伴奏用。戲臺雖歷經改建，但戲臺的建筑風格仍始終保持江南戲臺的典型特征，呈現出明末清初民間戲臺的顯著特色。弋陽祠堂戲臺的代表還有朱坑上童古戲臺、朱坑西童古戲臺、辜家古戲臺、杉山街古戲臺等。從中可以看出祠堂戲臺不僅僅是演戲的舞臺，它更是宗法文化的載體，是舊時同族人供奉、祭祀祖先的場所。
三、促進民間娛樂交流的風雨萬年臺
舊時，由于娛樂交流手段的貧乏，戲曲幾乎成了民眾唯一的娛樂活動，因此，為演戲而修建的戲臺及其觀戲場所就成了村中唯一的公共娛樂所在。隨著演劇活動的興盛繁榮，每次演戲時不僅同族人觀看演出，人們還奔走相告，外村的親朋好友也聞訊蜂擁而至，主要供本族觀劇演出，空間狹小的祠堂戲臺已經不能滿足觀演的需要。此時，一種新的戲臺形式，萬年臺（即風雨臺）應運而生，這讓古戲臺從主要滿足祭祖娛神的功能作用，逐漸向娛祖娛人轉變，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古戲臺的建筑發展。從這時起，戲臺不再依附于廟宇或宗祠開始作為獨立的主體建筑存在。萬年臺一般建在村莊的中心位置，四周空闊，不僅可供全村村民觀看演劇之用，而且還吸引了眾多的鄉鄰前來看戲。觀戲的人雖然不少，但還有不少前來的人純粹是為了各種溝通交流，同時趁演戲人多熱鬧之際，商販也利用機會進行商貿活動，因而戲臺漸漸演變成了廟會活動、集市貿易等開展民眾公共活動的主要場所。另一方面，由于戲臺具有文化象征意義以及其長期形成的鄉村聚集中心，在不演戲之時，戲臺也成為民眾重要的公共活動場所，尤其是鄉村公共機構的設置，更使其具有中心的位置，因而成為鄉村的標志性建筑，戲臺成為民眾社會交往的象征。[3]因此，此時的戲臺實質上提供給人們一個交流、交往相互促進的機會，并成為了娛樂休閑、商貿聚會的開放文化平臺。
弋陽的萬年臺是聳立空闊之地的孤幢建筑，結構相對于祠堂臺來說較為簡單。戲臺一般分前后兩大部分，前臺是戲曲演出的表演場地，后臺則是演員化妝更衣、候臺的地方，兩邊是廂房，沒有看樓、觀戲廳等空間。但是往往戲臺建筑本身體量較大，裝飾精美，戲臺四周常飾以各種雕刻。在弋陽，萬年臺又稱“風雨臺”“露天臺”或“街圩臺”，它們多分布在村莊的空闊之地。弋陽曹溪地區，至今仍保留下來許多萬年戲臺，如：曹溪古戲臺、馬山古戲、東港古戲臺等，其中曹溪古戲臺最具有代表性。曹溪位于德興、萬年、樂平、弋陽四縣交界之地，自古商貿活動繁榮，氣勢恢宏的曹溪萬年戲臺就坐落在曹溪水邊的一座大橋旁。戲臺三重飛檐高翹，梁枋滿雕精細花卉與各種紋飾圖案，臺前露天場地可容納數千人，每年農歷十月初這里都要舉行“七汪會戲”民俗活動，活動期間要請劇團演出連臺大戲，屆時觀眾總是數以千計，周圍十里八鄉的村民都會趕來觀劇，商販們也會從四周趕來參與盛會。古戲臺從祠堂臺到萬年臺的演變，從祭神娛祖到娛人休閑的民俗民風，無不體現了弋陽地區極具特色的民俗信仰。
四、古戲臺在鄉村社會中的社會教化和文化傳承功能
在弋陽古戲臺上演的戲曲劇目多為神鬼戲或經改編過后的歷史戲，多以禮、義、忠、孝、信等為核心的內容，其中所映射的無不是本族祖先艱苦奮斗的精神寫照，具有歌功頌德與教化子民的作用。戲曲的內容處處呈現忠君愛國、孝敬父母的社會教化功能。除此之外，戲臺各種建筑構件所裝飾的題材，也充當了社會教化的道具。弋陽古戲臺主要為祠堂臺和萬年臺兩種類型，結構是傳統的磚木結構。古戲臺一般由三大部分組成：臺基、舞臺和臺頂，這些多數建造于明清時期的古戲臺，時代建筑特點明顯。明代的戲臺，造型質樸、典雅少裝飾；清代所建戲臺往往精致、漂亮，裝飾豪華。同時由于弋陽處在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上，弋陽古戲臺的修建受到浙、贛、皖等地建筑風格的影響，具有多元建筑風格。它以“布局之工、結構之巧、裝飾之美、營造之精”而被世人稱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戲臺建筑藝術的造詣和成就，是我們研究浙派建筑和徽派建筑交融的支點，并可從中體會到建筑藝術的魅力。戲臺的建造多就地取材，用磚、木、石等作為材料，以木構架為主，以馬頭墻、小青瓦為特色，其中脊飾、梁枋、藻井、馬門等構件裝飾極具代表性。古戲臺多以歇山或懸山式作為臺頂，以多檐多翹歇山式最為普遍，在正脊上方往往分布著二龍戲珠等圓雕或者帶有辟邪祈福寓意的透雕，當中矗立著一串疊起的寶頂，寶頂上方插著“方天畫戟”，民間稱其“脊剎”，蘊含著當地人民鎮宅辟邪、保佑族人的美好愿望又類似于今天的壁雷裝置。戲臺雕刻中其裝飾題材有戲曲中的人物故事題材，有農耕文明下的表現自然的花鳥植物題材，也有當明清時期流行的吉祥圖案。這些充斥著傳統文化題材及戲曲題材的裝飾雕刻，其目的在于借以褒揚孝悌、忠信、仁義，昭示人倫之軌、儒家之禮，實現精神教化，使建筑的精神功能得到了強化，散發出濃厚強烈的封建倫理思想。
弋陽古戲臺除了社會教化功能之外，還具有文化傳承之功，戲臺是戲曲的載體，其演出的曲目包含著大量的歷史與生活知識。在古代社會，普通民眾幾乎沒有受到文化教育的機會，只有少數士紳和精英階層才能接受系統的教育。自從戲曲活動普及開來以后，戲臺上演的生活劇、忠義劇、歷史演義劇等劇目，不但豐富了人們的業余生活，并且在這種愉悅的氛圍中，普通民眾不知不覺的學到了很多的知識，懂得了更多的道理。因此，戲臺從某種意義來講承擔了文化教育傳承的功能，普通民眾在聽戲的過程中得到了受教的機會。中國人口整體文化知識水平低的狀況，隨著具有廣泛社會傳播效應的戲曲活動的興盛，戲臺大量的出現并發展壯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彌補。戲曲一開始作為貼近老百姓生活的俗文學，其獨特的表現方式很容易能深入人心，并讓廣大民眾所接受，所以能夠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盡管戲曲的主旨并不在于傳道、授業、解惑，但它的教育之功仍不可忽視。一座戲臺就是一座簡單的學堂，通過上演各種劇目講述做人與做事的道理。[4]
五、結語
娛神、祭祖、娛人是戲臺建筑形成的根本原因與直接動力，修建戲臺成為人們的一種特殊文化心理。弋陽古戲臺的修建不僅僅是單純解決演戲場地的問題，它已經融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幾百年來弋陽社會經濟、宗族制度和鄉風民俗的重要體現，大量留存的古戲臺就是弋陽先民及宗族文化消費的明證。在弋陽農村，修建戲臺是村民祈福納祥的象征，更是宣揚文化思想的物證。戲臺已不僅是單純演戲的場地，而且是村落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歲歲平安的吉祥象征。弋陽的古戲臺，不僅是一個反映弋陽社會歷史習俗風尚的精神文化空間，也是展現民間能工巧匠高超技術的縮影。研究弋陽古戲臺有利于我們了解研究明、清時期弋陽的生活習俗和審美觀念。
參考文獻：
[1]傅繼強.弋陽古戲臺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08年.
[2]《新安徐氏宗譜》卷首之一《宗譜新成序》，上海圖書館譜碟中心藏.
[3]段建宏.戲臺與社會： 明清山西戲臺研究[D].湖北：華中師范大學，2008年.
[4]彭家威.賀州古戲臺社會文化功能探析[J].賀州學院學報，201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