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為什么有錢的日本人不喜歡理財
劉新宇
1.
二十多年前的樓市一崩，不僅刺破了經濟泡沫，某種程度上也好像刺破了日本自信，與之對應的是，日本也從高歌猛進轉軌成為一個“風險厭惡型”社會。
日本人，不理財。初次聽說這事兒，是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歡迎午餐會上，按照在國內閑聊的套路，我向日本朋友問起他們是不是也做P2P？
翻譯劉小姐費了半天勁解釋了什么叫P2P，兩位同席的基金會領導隨即回復：NO、NO、NO，我們不做P2P，不上網理財，不炒股票，也沒有某某寶、某某通，甚至不上銀行買基金國債，至于倒騰古玩字畫、黃金匯率、房產樓花那就更甭提了，總之一句話，我們視理財如無物……
啊？！——我停箸不食。
我告訴他們，在中國，不要說像他們這樣年富力強的，上至80祖母，下到黃口小兒，用手機買個基金早已成燎原之勢，這種信息化時代的理財早就超越了金融范疇，外延到社交領域，已然成為加深社會連接的重要紐帶。
此外，我還語重心長的將“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無私相告，讓這句點醒千千萬萬國人欲望的8字箴言跨海東漸——看著他們在翻譯小姐的幫助下，終于把前后兩個“理”的意思融會貫通之后，我心里頓時涌起一番對漢字的博大精深和中國式財商的自豪之情。哪知道，他們并沒有做恍然大悟狀，更沒有立時追問如何才能讓真金白銀“理”上自己，從而日進斗金，大富大貴，反倒淡然回復：這個，劉桑，在日本人心里，理財跟賭博差不多，都屬于投機……
聽了這話，我不禁暗嘆一聲，默默端起面前的清酒，一飲而盡，澆熄了我胸中本欲傳授中國版致富經的塊壘。
后來知道，在日本，說起理財，差不多是個貶義詞。絕大部分日本人理財只有兩個套路，一個是存銀行吃利息，利息是——基本沒有（反正多年來他們也不通貨膨脹，時不時還緊縮一下子，所以也不像中國人會琢磨負利率這事兒）；另一個是買房，但跟中國人不同的是，他們買房不是坐等升值（因為房價差不多一直在降），而是瞄著租金，大概一年是5、6個點——跟買基金差不多（還沒扣還貸、房產稅和物業費），其余的理財，日本老百姓基本都是敬鬼神而遠之。
但是，發財是人性，難道日本人都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么？
當然不是，要說明其中緣由，還得從20多年前講起——
2.
當中國人開始改革開放時，日本人已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從朝鮮戰爭帶給日本的好運開始，經歷過戰后復蘇，1964年東京奧運會，到198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跟中國的高速增長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不同的是，日本人愛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愛喊“一億總中流”——他們一共1.2億人口，1億都是中產階級，直接搞成了共同富裕。城市化率從戰后30%一躍到90%，農民妥妥的進城變成了市民——因為沒有戶籍這東西，同時城里的政客要討好農民，因為他們是選舉時最大的“票倉”，所以對待這些進城務工人員都是鞠躬歡迎，從不敢搞什么孩子沒學籍，限制買房買車之類的小動作——奇怪的是，這種“不作為”好像也沒造成什么收拾不了的局面，反倒真正實現了迄今為止最高效的現代化進程。
在1980年代，日本正經歷他們的黃金時代，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是普通家庭還是富豪老板，無論是大財閥還是小企業，整個社會都覺得日本前途和錢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工人工資增加，企業利潤上揚，即便1985年被美國按住牛頭簽了陰險的《廣場協議》，日元被迫在一年間大漲一倍，造成的出口危機反而因為國際購買力的增加，使得普通日本人成了在全球能夠“買買買”的掃貨俠，隨之而來的站在世界之巔的喜悅，幻化為萬丈豪情，又內化為對于本土股市和樓市的狂熱，從東京開始席卷全國的炒房熱成為每個日本家庭的必修課。
根據當時的媒體記載，日本沉浸在一個“地價不倒”的神話中。當時東京地鐵山手線（大概相當于北京2號線吧）內的土地價值已經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買下美國，然后再把美國出租給美國人住”——這個著名的調侃意味深長：在日本民眾心中，即便領土上仍然駐扎著美國占領軍，但二戰帶來的戰敗屈辱，已經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了解構。于是，經濟景氣+金融寬松+民族自豪，三駕馬車合流。銀座、新宿這樣的地方成為全民銷金窟，夜夜笙歌，卡拉永遠OK，當時凌晨喝多的人要想打到車回家，據說的哥要加價到100萬才肯搭理。
東野圭吾在他那本有名的《解憂雜貨店》里用超現實的方法做了現實的記錄：竭盡所能買下一所小房子，然后用這個房子做抵押，向銀行貸款，因為房價在瘋狂上漲，因此銀行會批給你更多的貸款，然后再用這些新貸款買更大更多的房子……如此往復，拋棄一切恐懼，勇往值錢！——直到1989年。
1989年的銀行利率為2.59%，日本央行在一年時間里將之提升到6%，同時緊縮銀根。這是政府“撲滅泡沫”政策的真操實練。而這種帶有日式決絕的、已然超越了“休克療法”的“切腹式”狠招，很快見效——1991年大量呆壞賬拖死了諸多銀行，那些杠桿加得太高的炒家接連倒下，股市同步崩潰——日經指數從最高時的4萬跌到1萬，迄今未歸……
老人們回憶起那些日子，真是不堪回首，于是，這段先甜后苦的癡戀化為四個大字，刺在了日本民族的背后——“不能投機”！
3.
這四個字，因為過于慘痛，不要說炒股炒房，就算低風險投資，比如之上說的理財等等，都殃及池魚，成為百姓避之不及的條件反射——總之，二十多年前的樓市一崩，不僅刺破了經濟泡沫，某種程度上也好像刺破了日本自信，整個國家的上升曲線出現了拐點，與之對應的是，日本也從高歌猛進轉軌成為一個“風險厭惡型”社會。
這種風險厭惡不僅僅影響著理財，恐怕也影響著日本的未來，在東京的這些日子里，我經常聽人向我描述當下日本年輕一代的狀況——本該朝氣蓬勃、敢想敢干、肆意妄為、氣吞宇宙的年紀，非但不像中國的同齡人一樣激情創業、留學（中國青年的問題是過于激情），就連“世界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欲望也淡的很，主要不是因為錢，而是——多麻煩啊、不會外語啊（日本人外語確實不好）、日本多好，又干凈、又安全，干嘛要費那個勁？
安全、安靜、安之若素，這一代年輕人被稱為“草食系”，相比于在泡沫經濟時期那代青年人，一位名為近藤大介的日本作家這樣評價：“他們根本不會去思考怎樣讓自己的財富倍增，也不會有諸如以后自己開公司，將來上市的龐大野心。他們所想的只是如何維持目前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少得可憐的存款；他們不會打破成規，不會輕易失敗，當然也不會取得巨大成功”——這當然可以被解讀為某種“秩序”，但當一群本該叛逆、折騰、青春無忌的年輕人，也被不知不覺、群體性的修理成了日本盆景——這，恐怕還真的需要人們深思：在一個社會中，一味求安、求全、求穩是不是同樣應該有尺度？
日本人自己其實早就看出來這種風險厭惡引發的社會動能退化。一次座談會上，一位頭發花白的老者感嘆，日本兩次“有勁”的時代一個是明治維新后，一個是二戰結束后，現在日本許多大企業、偉人幾乎都是從那兩個斷代中產生。而現在這種畏懼風險，不愿出頭的氛圍，多多少少跟20多年前那個泡沫的破滅不無相關……
我們習慣于把中日做某種比較——相隔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相隔30年的房產狂熱，之后呢，會不會也有另外一個30年的幽靈在不遠處徘徊？
我們總說“前車之鑒”，有時候想，對于中國來說，日本在某種意義上真的很像一輛探路的開道車，我只希望我們不要浪費了他們已付出的代價——現在看來，那不僅僅是經濟上“失去的20年”，而且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基因突變。
我們總說“預測未來”，有時候想，對于中國來說，日本在某種意義上真的很像“解憂雜貨鋪”里那個可以穿越時空的牛奶箱，如果你真心誠意的想獲得指點，那你就一定會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