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墨盒與大歷史從一方 民國貳年第壹次國會 墨盒談起
汪海
在一方不起眼的金文銅墨盒上，留有“宣圣二四五九年”落款，這引起我極大興趣。因為這種紀年款在歷史遺物上非常罕見。
宣圣，指的是孔子。孔圣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死后為中國歷代王朝所尊，漢平帝元始元年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西夏仁宗三年（1146）仁宗頒詔令：“尊孔子為文宣帝”，故以后詩文中多尊稱孔子為“宣圣”。
“宣圣二四五九年”，顯然就是一個以偉人孔子為紀年的年款。晚清時曾發生過“紀年”之爭的政治文化事件，當年各政治派別知識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正朔”挑戰中，先后提出過孔子紀年、黃帝紀年以及帝堯紀年、大禹紀年、秦紀年等各種紀年方式。
紀年，顧名思義是紀錄歷史年代的方法，屬于時間范疇。但翻開古今中外史，多數國家的紀年，并非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而兼負著傳遞政治文化信息的使命。
中國是世界各文明古國中唯一的文明傳統未曾中斷的國家。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上，有確認紀年的歷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距今已有2858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開始使用當朝年號紀年，直到清宣統被廢，期間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通行使用皇帝年號紀年。中國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無一例外地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啟用新年號，是新政權的重要標志。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紀年年號壽終正寢，新生的民國對紀年也十分重視，最早革命黨人劉師培、宋教仁等從“排滿”立場出發，主張采用中華民族共同推崇的人文初祖黃帝紀年。1911年，在革命運動取得現實的軍事成功過程中，新生革命政權也相繼在各地發布按照黃帝紀年的布告。但到民國確立，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表述，定1912年為民國元年，與此同時公歷亦被采用。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才開始以國家法定的形式徹底采用公歷。這是新中國融入世界的一個重要標志。有個有趣的插曲，毛澤東進駐北京后，在開國大典前夕，前來拜見的韶山鄉親們仍念念不忘毛主席登基后使用什么年號。可見，年號在中國普通老百姓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意蘊。
現在世界上通行的公元紀年，推敲其老底，與西方崇拜原救世主耶穌直接相關，以傳說的耶穌基督降生的那一年為紀元的始年，六至十世紀主要在一些基督教國家使用。隨著西方經濟文化對外擴張，延伸到越來越多的非基督教國家使用，漸漸淡化了宗教與殖民色彩，成為公歷。
越扯越遠了，回到孔子紀年。清末，隨著中國社會危機的日益加深和世界潮流的發展，一些知識分子、維新志士提出了新紀年方式的主張，對象征皇權的年號紀年方式發起挑戰。康有為最早提出用孔子紀年。他認為，西方強盛在于有基督教為之本源，于是發憤倡“孔教” 之儀，奉孔子為教主，借此重整中國政治、文化秩序。同時受以耶穌紀年之啟示，開始倡導孔子紀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在其創辦的《強學報》創刊號上以孔子卒后三年為孔子紀年的紀元，其后又在其《禮運注·序》中，以孔子降生為紀元。隨著“戊戌變法”的逐步展開，康有為遂將《孔子改制考》呈送光緒帝，使“孔子紀年”得以進一步播揚，改立“孔子紀年”也成為康有為變法主張的一項主要內容。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孔子紀年”漸漸式微，后來革命黨人提出的“黃帝紀年”漸占了上風。盡管建立民國后，“孔子紀年”與“黃帝紀年”都沒有被采用，但這場紀年之爭，反映了那個巨變時代在知識分子中彌漫著一場深刻的國家認同危機，也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取向，就是紀年變革要遵從世界發展之“公理”。在民族主義激情漸退之后，古老的中國最終還是被納入到西方世界的時間格局之中。
如果以孔子降生的公元前551年為紀年元年，這方墨盒上的“宣圣二四五九年”即公元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孔子紀年”這樣一個早已被人們遺忘的歷史表述，在一個小墨盒上留下印記，其傳遞的歷史文化價值已遠遠超過墨盒本身，是為記。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