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密歐與朱麗葉》-這些最經典的吻快和另一半試試
侯楠
【摘 要】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同一歷史時期出現的兩位劇作大師，各自屹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地上。他們的作品也鮮明體現出各自的文化特色，對人生存狀態的關懷一直貫穿始終，而這種關懷所表現出的情感就是悲天憫人。在他們的作品中，一種悲劇意識在氤氳、形成和消解，但其形式的不同又可以明顯看出兩種文化形態的差異。
【關鍵詞】湯顯祖；莎士比亞；悲劇意識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22-0015-02
一、東西方愛情悲劇意識形成時的差異
中國文化有一個基本的理想就是“和合”，強調保存，強調復古，強調循環。盡管百家時期如韓非等人推崇一種剛性的力，但旋而在儒家的和氣中失去其精神的內核。林庚在《中國文學史》里稱中國文化形成初期的“詩經時代”為“女性的歌唱”，這個評介已然認識到中國文化“柔”的特點。《論語》中孔子評論《詩經》：“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評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種中和的柔情使得中國先民的愛情形成“溫柔平和”的特點。
張法先生曾經把中國日常悲劇意識中的戀愛悲劇意識分為兩種，即《蒹葭》模式和《將仲子》模式，一種是追求者之悲，一種是被追求者之悲。《蒹葭》中的追求者主觀方面陷入了“發乎情，止乎禮”的文化思維模式，因一方的退縮使追求理想的超越性轉化為文化理想的禮，同時會在自己心中彌漫一種愛情失落的悲。這是與文化性質相一致的悲劇意識。《將仲子》中被追求的女子在感情上傾向于仲子的“愛”，但是在理智上卻傾向于遵從父母兄弟鄰人的“禮”，這正是兩難處境中的一種文化選擇。“中國是以淚和悲來讓文化得以在一個固定不變的理想，一個封閉的和諧中長存，這就是中國悲劇的文化精神。”①
西方文化有人稱之為“藍色文明”，如果概括其內涵，可以說，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的作品體現了其強和硬的基礎，浮士德的追求精神代表西方文化的求知，而黑格爾的哲學思辨，否定之否定，反映西方文化的進化觀。從古希臘悲劇以來，西方悲劇在轟轟烈烈的毀滅中重生，無論是命運悲劇還是性格悲劇，無論是社會悲劇還是奧尼爾的現代悲劇，都是“只有當我們被逼得進行思考，而且發現我們的思考沒有什么結果的時候，我們才接近于產生悲劇。”②
西方文化積淀反映在愛情悲劇上，則表現為男女主人公為追求自己的愛情自由、婚姻美滿所采取的行動往往是主動、堅決、劇烈而又毫不妥協的。為了崇高的愛情，同敵對力量發生沖突，悲劇英雄不惜以生命來捍衛愛情，這在西方的愛情悲情劇中并不少見。
二、《牡丹亭·驚夢》的愛情悲劇意識的消解
愛情悲劇意識產生了，如果無法排遣，那將是抑郁內心的一塊磐石。如何消解，又典型體現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比較，也可以看出東西方面對文化和傳統的不同態度。愛情悲劇意識是一個人真實的內心感受，雖然未必會在意識中呈現，卻會形成一種失落感。《牡丹亭》中杜麗娘的愛情悲劇即始于失落感。
“傷春”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的一種母題，春天花飛花謝，明顯表現出時間流失的狀態。目睹時間流逝，人們會感覺到年華的匆匆，青春的虛度，于是杜麗娘感嘆：“吾生于宦族，長在名門。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為虛度青春，光陰如過隙耳。〔淚介〕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乎！”
中國文化暗含失落感的產生，為了維持平衡，自然也會有消解這種悲劇意識的方法，那就是夢。“柔性的，不能或不敢或不愿付諸行動的悲劇意識邏輯之路，就是對夢境的追求。”③
屈原“美政”理想無法實現，從而“昔余夢登天兮”，在上下求索中消解憂郁憤懣；辛棄疾壯志難酬，遂乃“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歷代寫夢作品更是不計其數。王希廉在《紅樓夢總評》中說：“從來傳奇小說，多托言于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仿佛似之，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其中所舉的“《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便是對愛情悲劇意識的消解。
〔夢生介〕〔生持柳枝上〕“鶯逢日暖歌聲滑，人遇風情笑口開。一徑落花隨水入，今朝阮肇到天臺。”小生順路兒跟著杜小姐回來，怎生不見？〔回看介〕呀，小姐，小姐！〔旦作驚起介〕〔相見介〕〔生〕小生那一處不尋訪小姐來，卻在這里！〔旦作斜視不語介〕〔生〕恰好花園內，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書史，可作詩以賞此柳枝乎？〔旦作驚喜，欲言又止介〕〔背想〕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生笑介〕小姐，咱愛殺你哩！
這個夢既來源于現實的期望，又與現實相連接。張法先生稱之為“理性之夢”和“襄王之夢”的融合。夢中的書生竟然是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夢境成為人的真實遭遇。夢之前的愛情悲劇意識通過夢里的歡會得以滿足，這是暫時的消解，可當夢醒了，反而更加感受到了愛情的悲劇意識。為了夢中對愛情追求的向往，杜麗娘的死可以看作是徹底的消解。
然而，這并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所設計的“溫柔敦厚”的《蒹葭》模式和《將仲子》模式，并且“襄王之夢”柳夢梅的存在也使得她有生的慰藉。于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柳夢梅的存在，杜麗娘的復生，又要求這種悲劇意識有新的消解方式，作品沒有突破文化為之設定的模式，走向了合“禮”的大團圓。雖然，兩個人的結合中也有越禮的行為，但那只是在第一重消解——夢的過程中進行的。
“每當湯顯祖筆下的人物在夢境魂鄉之時，那一種潑天也似的自由精神便無所不在、無所不為；一旦夢醒還陽，小姐往往必須遵循人間的禮法。”④
由上分析，在《牡丹亭·驚夢》中，“夢”作為消解因素，在一段時間上消解了愛情悲劇意識；而“禮”作為最終的消解因素，把悲劇意識引向皆大歡喜，悲劇不再成為悲劇，這個過程已經不再是消解而是解構了。endprint
三、《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悲劇意識的消解
在西方，男女主人公對待愛情可以說是狂熱的、無所顧忌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舞會上一見鐘情，他們是先相愛再相知的。
羅密歐：（向朱麗葉）要是我這俗手上的塵污褻瀆了你的神圣的廟宇，這兩片嘴唇，含羞的信徒，愿意用一吻乞求你宥恕。
朱麗葉：信徒，莫把你的手兒侮辱，這樣才是最虔誠的禮敬；神明的手本許信徒接觸，掌心的密合遠勝如親吻。
最初的相識，朱麗葉并不了解她和他是世仇。隨著他們相愛相知，濃重的悲劇意識顯現出來。但是西方文化所決定的堅決斗爭意識，使得他們開始了艱苦的跋涉。一旦愛情喚醒了朱麗葉人性的覺醒，她便一往直前。盡管兩家的世仇很深，但她為了愛情依然我行我素，在最困難的時候她給愛人捎去了戒指，使幾乎絕望的羅密歐心中亮起了歡樂的明燈。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還不惜用上了撒謊、假死等手段。
再看羅密歐，心中的火焰一旦被愛情點燃，一切行動變得無所顧忌。舞會結束后，他冒著被朱麗葉家人發現的危險，借著愛的輕翼飛過圍墻，偷偷潛入普萊特家的花園，向朱麗葉吐露愛慕之情；隨后他又大膽進入朱麗葉的閨房與之分享了愛情的幸福。可見男女主人公為了愛情所采取的行動是大膽主動而又不惜代價的。
西方文化是突出個人的，他們一見鐘情，私定終身，根本沒有顧及家族的世仇，他們毫不猶豫就決定逃往愛情的樂土，這充分顯示了他們的獨立人格。他們之所以失敗并不是外界的干預，而是命運和社會悲劇的交織。兩家的積怨使得兩人的戀情從一開始就面臨絕望，雖然他們經過各種努力，但是瘟疫流行，交通受阻，信差沒有及時將信送到，悲劇“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發生了。
（羅密歐說）嘴唇，啊！你呼吸的門戶，用一個合法的吻，跟網羅一切的死亡訂立一個永久的契約吧！來，苦味的向導，絕望的領港人，現在趕快把你的厭倦于風濤的船舶向那巉巖上沖撞過去吧！為了我的愛人，我干了這一杯！（飲藥）啊！賣藥的人果然沒有騙我，藥性很快發作了。我就這樣在這一吻中死去。（死）
（朱麗葉說）啊，人聲嗎？那么我必須快一點了結。啊，好刀子！（攫住羅密歐的匕首）這就是你的鞘子；（以匕首自刺）你插了進去，讓我死了吧。（撲在羅密歐身上死去。）
于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悲劇意識的消解是徹底的消滅，是以生命代價去完成愛情的理想。如果是這樣結束的話，本劇是類似于古希臘悲劇的。但是，“它不像作者后來寫的一些悲劇那樣，使人感到陰沉。它以兩個封建家庭在其子女死后言歸于好結束。這就進一步顯示出其賦予人文主義思想戰勝封建仇恨的樂觀主義精神。”⑤這雖與悲劇主人公無關，但仍是對主人公悲劇意識的消解，而這種結局的改變是和時代精神有關的。
綜上所述，在某一種文化下所產生的文藝作品，總是蘊含此中文化的精神，并對其進行有限度的思考。湯顯祖的“至情”論，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精神，都豐富并發展了本文化之下文藝的表現方式。雖然關于東西方悲劇內涵和范式的討論聚訟至今，可悲劇意識卻是人類所共有的，所謂“東海西海，心理倏同”。⑥通過兩種悲劇意識形成和消解的比較，或許可以尋找到欣賞文藝作品的“第二種心情”和“第三只眼睛”。
注釋：
①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44.
②轉引自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212.
③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210.
④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4.
⑤廖可兌.西歐戲劇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127.
⑥錢鐘書.《談藝錄》序[A].錢鐘書集[M].北京：三聯書店，2007.
參考文獻：
[1]湯顯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2]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A].莎士比亞戲劇集[M].朱生豪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林庚詩文集[A].《中國文學史》卷[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4]劉文英，曹玉田.夢與中國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