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 和官督商辦企業
杜景瑞
摘要：洋務運動，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洋務派于19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封建統治的“自強”、“求富”運動。作為洋務運動最重要的符號之一，官督商辦應運而生，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工業，客觀上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官督商辦雖然只是一種過渡性質，但仍有著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洋務運動；官督商辦；過渡；積極意義
一、由華新紡織談到官督商辦
華新紡織公司最初為“官督商辦”企業。華新公司開始的集資計劃中，第一次是官商股各籌四分之一。1915年周學熙任財政總長時，為籌建華新紡織公司，利用其財政總長的職權，從財政部預先墊借官款100萬元（一說為80萬元），并以其弟周學輝為該公司督辦；商股則由啟新洋灰公司、灤州礦務公司的大股東李希明、王筱汀及北洋官僚、軍閥徐世昌、陳光遠等人投資。這樣在1915年，華新實業公司正式成立，定名為“華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同時，北洋政府批準該公司在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的專利權，享受所有機器物料都免納厘金稅項的特權，自此華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壟斷了北方三省的紡織業。
隨著時間的推移，曹汝霖在1918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后，認為華新既不交股款又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不如政府接管，變成純粹的“官辦”。
在徐世昌等人出面調停下，商股股東籌資，華新由官督商辦改為商辦企業，成立董事部，周學熙為董事長兼總經理。華新由官督商辦企業變為了商辦企業。
“官督商辦”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資本創辦近代民用工業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也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近代新式工礦企業的重要經濟形式之一。利用官督商辦組織形式經營的大型民用企業，主要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中國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其中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是清政府以“官督商辦”方式興辦的第一個企業。
二、官督商辦的產生、沒落
18世紀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內憂加外患，使清政府內部的少數開明派認識到了時局的嚴重性，為挽救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局，洋務派官員如李鴻章等認為中國應當首先發展軍事力量，才能對抗西方國家，從而以“自強”為中心創辦了一系列近代軍事工業。
可是隨著軍事工業的發展，其需要的燃料、材料等均日益增加，交通、通訊等又急需跟上；而當時的清政府財政情形每況愈下，入不敷出，雖經多方籌措，仍不能滿足需要。洋務派由此又提出了“求富”目標，即興辦民用工業以盈利來解決軍事工業的經費籌餉問題。不過在“求富”的同時仍要把資本主義置于封建勢力的控制之下，所以在“商辦”之上一定要加一個“官督”，“官督商辦”由此產生。
可以看出，官督商辦并不是企業靠自身發展和變革的結果，而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階級的權宜之變。
官督商辦就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互結合的產物。由于其特殊性，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雙方必然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
一方面洋務派想借“官督商辦”來歸并商人資本，另一方面手里握有大量資本的買辦商人想靠“官督商辦”來收獲豐厚利潤。這就使“官”（封建主義）、“商”（資本主義）兩個對立雙方具有了同一性，有了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之處。
假如要給“官督商辦”一個定義的話，那就是李鴻章的兩句話：“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那么這爪“綱”是什么呢？具體地說就是用人、理財的大權。由“官”來掌握用人、理財大權，至于“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只能是一句空話。把李鴻章的兩句話綜合起來看，其本質是由封建官僚來控制商人資本，以官權控制商利，由此導致官商矛盾日益尖銳。更嚴重的是督辦享有的用人、理財之權導致了普遍的營私舞弊現象，與此同時不論企業盈虧都要按成提付官利加大了對企業的傷害，企業獲得的收益不能保證正常經營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從而導致日趨衰敗，最終沒落。
三、如何看待官督商辦
官督商辦出現于19世紀70年代，興盛于80年代。它的出現，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著不容忽視的促進作用。官督商辦企業只是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國家股份公司，企業資本由商人籌集，但企業的經營權卻由官僚把持。
由于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許多封建頑固勢力對商人懷有極大偏見，通過官督商辦直接插手企業，一則從內部建立和鞏固他們對企業的控制權，二則利用國家權力對其所控制的企業給以營業特權以及減免稅收等方面的優惠，以鞏固和保護這些企業。首先洋務派以“官督”之權，把持了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同時又以“報效”為由，對清政府起初給予的優惠收回成倍的報效，更兼督辦們營私舞弊成風，嚴重阻礙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官督商辦是中國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重要組織形式，也是當時中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清政府洋務派官員對西方公司制度有意識地學習、模仿和付諸實踐的結果；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又能避免封建地方勢力的干擾。它與不計盈虧的官辦企業相比是一種進步的趨勢，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官督”是官督商辦企業的成功之處，但同時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在早期，“商”大于“官”，故這些企業發展很快。隨著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官”見有利可圖，于是加強了對企業的干預，導致了企業的衰敗。也正是由于這種企業制度帶有過多的封建因素，所以它只能是近代企業發展階段中的一種中間形式，是近代企業制度轉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形態。
我們必須要承認“官督商辦”在整個近現代歷史長河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加速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縮短了與西方工業文明的差距。官督商辦企業的出現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對我國近代商辦企業的形成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