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樂府歌辭研究

王傳秀

摘要：漢樂府與魏晉丈人樂府在敘事方式上存在著差異。漢樂府以片段化的呈現手法展示事件的某些片斷、場景、細節，對所表現的事不做全面的敘述。魏晉文人樂府的敘事手法則不拘泥于具體事件的情節、細節刻畫，而是以抽象、大輪廓的方式展現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注重描寫整個歷史過程，場面宏大，氣勢充沛。

關鍵詞：漢樂府；魏晉丈人樂府；呈現方式

漢樂府詩比較明顯的敘事特征是事情的敘述具有片段性。張永鑫《漢樂府研究》論道：“（漢樂府）往往對所要表現的事件不作全面的有頭有尾的敘述，而是恰當地選擇足以充分表現生活矛盾和斗爭的一個側面，加以突出地、集中地描繪”。這種片段式的呈現方式不完整地敘述整個事件的過程，而是記錄事件的某些片斷、場景、細節，不構成前后連貫的情節。

漢樂府敘事詩除了《占詩為焦仲卿妻作》這一首有頭有尾地敘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以外，其余大都采用了片段化的敘述方式。

片斷化呈現方式聚焦于事件的單個環節，對其他部分采取相對簡略的處理，不以復雜曲折的情節取勝，也并不強調事件前因后果的完整。事件的因果關系和詩人主旨則隱藏在場景中，留給人揣摩和想象，詩歌的內涵與樂趣也正在其中。如《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兄母牽衣啼。他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兄。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

此詩選取丈夫與妻子生活中的特定場景和事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斷面加以集中描述，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對于事件發生發展的廣闊背景也未曾加以敘述。只是以跳躍性、片段化的敘述方式為脈絡，促使人們聯想整個事件的邏輯。《東門行》開頭并沒有交代主人公是誰，卻已讓他完成了由出到入的動作，并且丈夫在外做了何事、為何不顧歸，這些都不得而知。直到后面才開始交代這一系列行動的背后，是家庭的貧困，盎中無米，架上無衣，彼此的生活已艱辛到難以繼續的地步，丈夫只能鋌而走險，拔劍東門而去。這種以因果倒置來結構開頭的方式，讓讀者初讀時陷入疑惑與好奇，促使讀者繼續閱讀。同時詩歌的焦點聚焦于細小的情節之上，對于后面出現的家庭困苦的現狀起到了放大鏡般的作用，使人們的心受到震撼。當丈夫決心“拔劍東門去”時，善良的妻子拉住他：“他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小兄。”最終丈夫不聽勸阻，“咄！行！”，簡短的話語之中，帶有不可反駁的余地。詩歌不須其它贅述，我們已能想見當時百姓生活的艱難、社會矛盾的尖銳，妻子的隱忍與善良，丈夫的責任與眼淚，透過歷史的時空隧道，似乎都清晰可見。

敘事的片斷化有其獨特的感染力，內容簡潔而內涵卻極富意蘊。敘事詩片斷的選擇非常重要，敘事效果的實現需要先從片斷選擇入手，從而構建出敘事效果的空間。

漢樂府敘事善于選取有表現力的意象、場景、有特點的細節，讓人和事在片斷中得以呈現。如《艷歌行》反映的是游子流蕩在他鄉處境艱難、思鄉懷遠的情感，作者選取具有表現力的片段來服務主旨。詩歌以“堂前燕”比興開頭，燕子東去春來、冬藏夏見、年復一年，以此聯想到自己多年的流浪生活。“堂前燕”隱晦地點明了詩歌主題，并為作品定下了憂傷思歸的基調。之后又出現了“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的生活場景：兄弟遙想當年在家之時，破衣都由母親或是妻子縫補，如今只得由他人幫忙，心中不由得惆悵萬分，更使詩中的悲傷情感更加濃厚。詩歌前后的敘事沒有費太多筆墨，只用了有表現力的意象和事件，就使情感濃厚、一氣呵成。人們以為詩歌下半部分會順著此基調而寫，卻不曾料想發生戲劇性的突轉，“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詩句中“斜柯”、“眄”兩個動詞形象地點明夫婿對兄弟幾人的懷疑。兄弟幾人猶如戲劇中的小丑，可笑卻更加可悲，嘲諷之外更多的是心酸與無奈，使流浪者深感“遠行不如歸”。詩人剪輯事件片斷，通過“堂前燕”、“縫舊衣”、“夫婿斜視”這幾個典型片斷的敘事，呈現出思鄉、艱辛的整體效果。

漢樂府十分注重場景呈現的敘事方式，其特點主要表現為截取生活中某一片斷場景，運用人物對話或獨白，集中描述事件過程中的一個斷面，而略去情節的發展過程，并不在意事件的完整性。@魏晉文人樂府中部分樂府歌詩繼承了漢樂府的敘事方法，也以現實生活中的敘事片段入詩，只是其在采取場景片段的同時，注意隱含事件、人物等各種相關信息。由此使片段的事件在意義理解上得到相對的完整與連貫，減少因信息的破碎而導致的認知不足。如曹植《門有萬里客》一詩主要描寫與游子偶遇的片段場景，使用源自漢樂府的對話體敘事手法，渲染二者相見時的悲情投合，表現游子遠離家鄉、漂泊不定的苦楚與身不由己的無奈。雖然只描寫了相遇時的場景，但對人物的生平遭遇、性格以及事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都有一定的隱括。從這一生活橫截面中，可以推測當時社會應該是動亂紛爭，人民流離失所、屢遭遷徙。詩句“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二句具有強烈的主觀情感傾向，可推測出詩篇的作者曹植對萬里客的來歷十分在意，因為他有可能來自家鄉，也或許與自己有相似的漂泊經歷。可見，敘事的中心雖然在某一場景，但詩歌中所蘊含的各種行為細節、作者的情感態度等可以讓讀者在詩外還原事件及其發生背景，即使所敘述的事件不是完整的，但事件包含的內涵是完滿的。

相較于片段化、場景化的呈現方式而言，魏晉文人樂府敘事手法更為顯著的特點為不拘泥于具體事件情節、細節的刻畫，而是以抽象、大輪廓的方式展現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注重描寫整個歷史過程。敘事方式的新變，在詩歌具體創作中則表現為不限于一時一地一次的人物、事件的展現，而是將社會歷史串聯，場面宏大，氣勢充沛。廣角式的敘事方式主要以反映社會現實的建安樂府為主，曹操的被稱為“漢末實錄”的《薤露行》與《蒿里行》是典型的代表，例如《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歌詩的前部分以縱向的歷史維度，描述了以袁紹為主的關東諸將在討伐董卓過程中出現的較為拙劣的事件。前部分主要串聯了興兵討董卓、諸軍貌合神離、自相殘殺、袁術稱帝等事件，詩句以大筆墨勾勒歷史事件，絕少細致入微的描摹，不注重具體單一情節的刻畫。詩歌后部分以橫向的社會維度展現了軍閥混戰給人民、社會帶來的傷痛，通過串聯鎧甲生虱、白骨露野、生靈稀少幾個場景，將社會不同層面的毀壞糅合與同一詩篇中。相比于漢樂府單一性的場景片段，曹操以一代雄豪的視角，從歷史與社會的雙向維度將多個事件串聯于一首詩之內，不再摹寫某一具體特殊行動，而是重在概括跨度較大時期內的紛繁事件。敘事手法的此種轉變，使其表現的內容層面更為豐滿立體，充滿力度，展現的視角更為廣闊，讀者從獲取的信息更具有歷史價值，作者所要表現的也更有社會意義，從而脫離片段場景的單薄。

魏晉之際雖然已經沒有漢末大規模的軍閥混戰與農民戰爭，暫時出現歌舞升平的穩定，但是鼎力的三國之勢依然戰亂迭起，處于此時的傅玄也有大量描寫社會動蕩、歷史沿革的樂府詩作。如其《長歌行》就有詩句“義門近橫塘，獸口出通侯。撫劍安所趨，蠻方未順流。蜀賊阻石城，吳寇馮龍舟。二軍多壯士，聞賊如見仇”詩中所述事件的確見之于史書，魏明帝時期，諸葛亮帥軍“屯渭南”，孫權駐扎巢湖口并向合肥新城進發，魏軍兩面迎敵。此詩疑為行軍送別之作，描寫鏡頭以橫向的社會維度全方位展現環境背景，從蜀軍的戰斗場面到吳軍的作戰景況再到魏軍的昂揚氣概。雖然詩歌意在塑造魏軍兵士重功名、輕生死的壯士形象，但呈現方式沒有拘泥于對兵士容貌、表情、動作的細膩場景的雕琢，并未企圖以單一、片段的場景刻畫人物、揭示主題。而是通過吳蜀魏三處的場景切換，透露廣闊的社會背景信息，以此襯托出魏軍將士的英勇形象。

此時期樂府詩的呈現方式即使脫離了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具體人物作為線索，其也不會致力于個體人物某時具體事件的刻畫，而是全面概括人物某一段時間內的經常性行為，以人物整體連貫的人生經歷串聯不同場景。如曹丕的《陌上桑》：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荊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啤動，雞驚禽失，群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郁差錯。寢茭草，蔭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此詩寫了士兵久役過程中的辛苦與懷鄉之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曰：“極仿孟德，荒荒蒼蒼，其情苦悲。‘稍稍句佳，足知從軍之久。詩中出現的不同場景，除了首句的離鄉遠征外，其余諸如披荊求陌、觀獸啤動、登山蹈石、寢草蔭松等事件情節，并不是某時的特殊行為，而是兵役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場景。這些事件在士兵日常生活中高頻率出現，以致于模糊了時間的先后順序，詩人也沒有細致刻畫這些零碎的片段，而是將這時間段內的經常性行為串聯起來，連成整體的行為。也正是因為在這長時間里經常感受艱辛、孤單、乏味的生活，任由時光肆無忌憚地流淌，戍卒產生苦悶哀傷的情緒，由此加深詩歌的情感基調。